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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际建筑学界有句名言:“城市建筑是长官、开发商、建筑师和市民合谋的产物。”[1]这句名言可以推广到城市建设,管理和规划的各个环节。城市建筑就是一种制衡与博弈,在这场“制衡”之中,城市市民作为这场“战争”的主体,他的作用是不可或缺且举足轻重的。上世纪80年代后,我国出现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潮流,开始进行城市运动。由于人口的大量迁入,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的中小城镇,大约有1.6亿的农民改变阶层性质,转变成为工人、城市居民、商人等,这些农民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这就是中国农民造城运动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出现贫富分化现象,社会阶层出现了极端化的分离,产生了更加严重的收入微薄、生活条件艰苦的底层群众。 [2]近年来,不少学术界的研究人员针对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减轻贫富差距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减少此类现象的主要方法就是加大城市化的进程。目前,由于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城中村的流动人口被边缘化现象也随之出现。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只有纠正歧视民工的心态,通过政府不断改进政策,才有可能逐步解决民工潮和农民进城的种种问题,才有可能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走向稳定、积极向上的道路。
一、底层社会研究的意义
(一)推进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内的农村人口,一般指农民,聚集在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并且改变原有的生活、娱乐等方面的行为习惯,从而转变为城市市民的过程。城市化进程对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达、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和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城市化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农民的造城运动。城市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世界上本没有城,没有市,通过人口的迁徙、聚集起来共同生产、生活,由点到线到面的组成过程。城市发展了,就业机会多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他们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对城市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4]
(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从目前的土地面积上看,已经无法满足我国70%的农民数量,加上现代生活成本的提高,农民无法依靠农业生产得到充足的收入来源,往往需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才能满足。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加上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大量的阻碍,[5]所以分析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方式之一,积极改善城乡劳动力结构,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合理规划并有效转移农村劳动力市场,有利于促进城市化进程的稳步发展。
(三)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高水平的'城市化进程是同步的,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实现更高城市化的水平,而提高城市化水平则有利于促进实现全面小康。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表现为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更多的农民成为市民,农民的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进而开辟一条农民实现全面小康的新路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 2008年,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为“基尼系数”,城乡差别的指示为“城乡居民收入比”,这两项指标自2000年以来持续扩大,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存在着很大的程度上的差距,[6]使农民实现全面小康生活存在诸多的阻力。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尤其要解决城市化面临的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特别是要善待进城农民,要关心和保护农民和市民的利益。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
二、市民化面临的障碍
由于我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这就造成了农民为告别落后的农田生产耕作享受现代城市快捷方便的生活而进行的“跳龙门”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使得国内亿万农民汇成浩浩“民工潮”。[7]然而从目前国内城乡制度和政策上来看,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不仅仅面临着地域、收入条件的阻碍,同时由于落后思想文化、教育程度低等原因使得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加缓慢。
(一)思想观念的障碍
近些年来,由于受到众多大中小城市的政策的影响,农民用地被很大程度地限制。由于教育条件的不足,导致农民文化程度低,这就造成了农民在与城市居民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加上城市居民为保护自身的城市不受伤害,在思想、行为上无法接受农民,进而形成了一道道的人为壁垒。[8]然而由于农民自身条件的缺失,加上长期受到压力,造成农民自身转化成市民的矛盾心理。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出现农民与市民之间相互排斥,因而使城市化进程的主题出现矛盾,严重地阻碍城市化的进程。
(二)利益的障碍
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很多农民在城市中享受到了现有的现实利益,一方面从农民身份上的依附得到了现实的利益,另一方面,加上当前的二元制城乡经济体制的影响,农民得到了双重的福利。这样使得农民不仅享受着城市所给予的待遇,同时又享受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所给予的特殊政策利益。由于农民工对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根深蒂固,与城市居民在很多方面无法融合,农民工们也开始排斥城市市民,从而造成城市市民与农民工相互排斥现象。[9] (三)城市发展政策的限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78年3月,国务院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1980年10月,又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199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10]在社会主义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严格控制”实际上就是控制农民进城的现象,同时控制农村人口进城的数量以及城市化,这就大大地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加上其他一些人为的限制政策也在阻碍农民发展,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