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论文

2020-06-20实用文

  导语:圣人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道家、儒家、佛家都极为重视圣人问题。以下是小编整理有关孔子思想的论文的资料,欢迎阅读参考。

  论文摘要:十分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观作进一步的梳理,重新发掘圣人传统在今天的现实价值。本文简单追溯了“圣人”观念及其历史演变,分析了朱熹、明的成圣观点,并总结了圣人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观。

一、“圣人”观念及其历史演变

  中国人的圣人观念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萌芽、形成、发展、凝聚而成的。

  圣人原指聪明、有智慧的人,并不像后人说的那样祟高无比。所以,古人如果自视甚高,也称自己为圣人。而《现代汉语词典》对“圣人”的解释是:“旧时指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如孔子从汉朝以后被历代帝王推崇为圣人;封建时代臣子对君主的尊称。”

  但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所呈现的圣人观念,却远非原初概念所能涵盖。“圣人”观念一直在发生演变与累积。

  “圣人”被崇高化、理想化、神秘化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名存实亡,诸侯兼并称雄,战争频繁。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和创造英雄的时代。于是诸子百家争相创造符合自己理想的英雄,人们均称之为圣人。儒家高扬人伦道德绝对至上的精神,塑造了“博施”、“济众”(《论语·雍也》)、“修己以安百姓”(《宪问》)、“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的圣人。而墨家所塑造的圣人则是这样的英雄人物:“制为节用之法,制为节葬之法”(《墨子·节用》),“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法仪》),“列德而尚贤”(《尚贤》),“唯以尚同为政”(《尚同》),“兼相爱,交相利”(《兼爱》)等等。道家主张无为,因此他们心中的圣人是这样的:“圣人之治,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法家一切任法,认为圣人治理天下,是通过“正明法,陈严刑”的手段,“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省老得随,孤幼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韩非子·奸劫拭臣》)。总之,各家有各家的圣人形象,所同之处是各家都倚仗自己的思想原则去重新塑造圣人形象。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圣人观念被附着了越来越多的含义。总体来看,体现了以下特征:

  第一,圣人被智慧化。圣人原本表示聪明者、智慧者,但在演化过程中,圣人原初内涵中表示聪明、智慧的要素被充分扩大和强化了。

  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圣人要清天君、正天官、备天养、顺天政、养天情而全天功!要做到这些自然要具备超人的智慧和能力,要“知通乎大道”。这就把“圣人”和“道”直接联系在一起,构成其整个圣人观的基本内核。中国古人对于“道”、对于圣人的情感均是非常虔诚的,他们将“道”视为贯穿整个自然宇宙和社会人生的普遍准则,而将圣人视为这种普遍准则的最高体现者,认为“唯圣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鹃冠子·环流》),甚至认为“道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底道”(《朱子语类》卷一三《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惟圣人能够体现“道”的精神、把握“道”的真理,那么圣人无疑是天地间智慧最高者。

  第二,圣人被神秘化。中国历史上“圣”、“神”二字经常连在一起使用。《尚书·大禹漠》有言:“帝德广运,乃圣乃神”。“神”和“圣”互相诊释,代表着一种伟大、崇高、玄妙、深邃的气氛。孟子说,“大而化之可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二程说:“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朱熹说:“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圣人被赋予神妙无方、妙不可测的品格。

  以“神”释“圣”使圣人带上了神秘而不同凡响的灵光。圣人原有的聪明、智慧的内涵被夸大为能够知往测来、料事如神。两汉时期更是发展出了徽纬之学—巫师方士以迷信方术附会儒家经义,假托天意圣教以助统治,影响深远。

  第三,圣人被政治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圣人就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当时诸子百家塑造的圣人几乎无不具有王者品格。墨家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圣人治天下,首先应该知道天下之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交相恶。如果劝导人们兼相爱、交相利,便能实现天下大治。这样的圣人无疑就是担当着治理天下之重任的王者。

  儒家对圣人加以政治化的倾向更为明显。“内圣外王”直指圣王,圣人需要“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圣人的使命就是使“天下得序,群物安居”(《韩诗外传》卷三)。

  道家则认为“圣人之治,虚其心,食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同样希望圣人出世治天下,“无知”、“无为”即为其妙法。

  所以说,圣人观念从具体经验直观上升到了一般抽象的普遍规定,圣人的存在、言行也逐渐具有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价值。一方面,圣人变成了广泛意义的价值标准的化身:圣人是道的载体,是天下的最高智慧者,是制作万事百工、社会制度的英雄,甚至被视为救世主;另一方面,圣人成为最高精神境界的象征。儒家的圣人境界论正是由于包含了强烈的治国平天下的色彩,揭示了人人成就圣人境界的逻辑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二、圣人难为与圣人易做

  本文仅就朱熹和明的成圣之道加以简述。朱子和明,前者说圣人难做,后者说圣人易为。这是因为他们的“圣人”具有不同的内涵,成圣之法也有异。

  朱熹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朱熹年少时觉得“圣人易做”,不惑之年则“方觉得难”。这是因为他理想中的圣人是德性、才能与事功兼备之人。在朱子看来,做圣贤不易,做后世圣贤更难。因为后世圣人既要德性完美,还要有能力治国平天下:“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朱熹的圣人观是对孔子圣人观的承继和发展。在孔子看来,圣人必须具备“仁智统一”的品格,必须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之人。修己—内圣,博施济众、安百姓—外王。孔子将“圣人”理解为一种理想人格境界,而现实中的人很难达至这一境界,以至现实中未有一人被孔子视为圣人,即使尧舜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人,“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自己也从不以圣人自居,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人之于孔子亦是一个当作目标追求的境界。朱熹继承了孔子圣人观“仁智统一”、内圣外王的内涵,并赋之以新的意蕴,同时认为尧舜是圣人,给现实中的人以为圣的榜样和信心。

  朱子集仁德、才智和事功于圣人一身:首先,圣人必须具备“德”和“人伦”的至上品格。“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故大舜无一毫厘不是,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是谓之舜哉。古之圣贤别无用心,明明德便为无一毫私欲。” (御)其次,圣人具有知识、才力等智者品位。朱子曰:“圣人,神明不测之号。’,川“自古无不唤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川(御”)并认为。圣人自是多能。再次,圣人还具有“治者”、“王者”风范。朱子曰:“天只生得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地做不得底,却须圣贤为他做。”

  可见,在朱子眼中,圣人既是尽善尽美的仁者、无所不能的智者,又是德治教化的王者。换言之,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他既要尊德性,又要道向学,还要能辅相天地之化育,做这样的'圣人,当然“今方觉得难”了。

  然而,对朱子来说,“为圣”虽难,但并非不能为。为圣之路虽然艰辛,但只要坚持正确的途径、方法,就可以成圣。

  朱子认为:“圣人是为学而极至者,因此,他发展了程颐的“格物致知”说。朱子的“格物致知”说,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他在《大学或问》中说:“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与天下之物皆有以穷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这段话概括了朱子方法论的基本环节:第一,由博反约,在博学的基础上获得规律性认识。朱子认为:“闻见孤寡不足为学也。他强调博学多闻,是由于他意识到了“理”(道)内在于事物之中。“形而下之器中,便各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第二,“严密理会,株分毫析。”川(御)强调分析的层次性,注重慎思明辨。第三,“推类以通之”。朱子认为,把握一类事物的本质,不必事事都要一一理会过,可以通过“类推”来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们对“格物”的误解。

  朱子的格物致知说为成圣提供了方法、途径,然而这一达圣之方却非常人所能运用并运用得好的,当时被陆象山等人讥讽为“支离事业”。

  明继承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同理同”的思想,立足于“良知”理论,通过肯定“圣人”与“众人”所具有的良知无异,从而肯定众人皆能成圣。

  明在贵州龙场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认为不能将心与理分析为二,人心中自有先验的道德,求理、达圣只须向内用功。明说:“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日自出地,日自出也,无无与也。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无所与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成圣之道,是去掉心中之私欲,让心中之理发扬光大的过程,是向内用力的功夫。这一点阳明与朱子有相通之处。朱子曰:“古之圣贤,别无用心,明明德便为无一毫私欲。”川(御,)然而朱子之学不仅“尊德性”,而且“道问学”。阳明则将“尊德性”推向极至,只讲“尊德性”。明认为,既然“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那么“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认为朱子的“希圣之方”即物穷理,过于支离、烦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同时也意识到朱子达圣之路径过于漫长、曲折,令人望而生畏。为了不使儒家的圣人观流于空疏,他另辟蹊径,构筑了一座圣凡相通的桥梁。

  明在象山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心学体系。他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而又亲切简易,故不若言人之为学,求尽乎心而已。把人视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心”为天地万物之主宰,天地万物都包容于心中,“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他还深有感悟地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缘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这样一来,明认为达圣只须向内用功夫,去除人欲,“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

  在明那里,圣人的内涵就是“尊德性”。“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无怪乎黄宗羲如是说: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摒弃了圣人内涵中的知识、才力,也就自然废弃了朱子倡导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达圣之方,只须“简易功夫”、“致良知”,亦即诉诸内心体认和自省方法就行了。从人的内心道德上规定圣人之所以为圣,那么,圣人就是人人可为的。于是,阳明就从内心发出了“满街都是圣人”的赞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熹的圣人观为达圣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具体方法;明的圣人观则为成圣敞开了大门,激励人们在达圣的征程上,以十足之信心勇往直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虽然在今天看来,朱熹、明圣人观的内涵不乏封建糟粕,但他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人格,注重对人生精神层面的提升,对社会、百姓倾注的爱心,却包含着诸多对精神文明建设有益之因子。同时,其为圣、为学之方,也为今天的学者做人、治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分。因此,吸取其圣人观之精华,扬弃其糟粕,是极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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