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传播学视域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表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传播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前提，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生命力，关系到其文化整体的实现;传播影响受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意义的解读，并重塑着广大受众的文化认同选择。传播生态的改变造成的文化传承结构的失衡、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媒文化传承功能失位与价值迷茫、跨文化传播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重构，必须明确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强化其社会责任，努力拓宽信息传播渠道，拓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建构的空间，在加强信息监管的同时，注重发挥“意见领袖”的文化引领功能，努力建构起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传播学;文化认同;认同危机;价值体系;话语体系
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是个体对于自己所属的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具有归属感，进而能自觉获得、保持和创新所属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表现为人们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其实质与核心就是共同体共享的意义或价值体系［1］，它是维系不同群体、团体和组织的重要纽带，是实现民族认同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也是维系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身体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它或源于生产劳动，或根植于节日庆典，或附身于宗教民俗活动，以自在的形式将民族意识、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融入民族成员的生活血脉之中，自发地存在并发挥规范作用［2］，作为重要的文化认同资源，牵系着广大受众的心理情感和文化归属，实践着文化认同的基本功能，所以，“理所当然，它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建构精神家园，发掘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文化资源”［3］。全球化浪潮使各民族的文化联系日趋紧密，其裹挟而来的文化也冲击、推动着我国社会的文化变迁，并对各民族的文化观念、文化审美方式、文化行为和文化语境等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其内涵的惰性因子、商业文化的蔓生和多元价值取向相伴而生，共同塑造着复杂的文化现象，使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问题成为重要议题。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凝结的过程，也是纵向和横向不断传播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离开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认同便无从实现。体育的全球化发展，同样昭示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信息化的今天，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失范问题将浓缩为形态各异的镜像在媒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传媒也日益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的动态表征，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再现和建构体育文化身份的主要途径与资源，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体育文化认同建构方式。基于我国对文化转型与文化建构的社会现实，本研究将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问题置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在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学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传播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互动关系视角考察了其文化认同问题，系统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失范的症因，探寻面向未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发展战略，将摆脱以往大多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相关理论研究的思路，更具一定的创新价值和现实意义。
1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认真查阅相关“传播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文化认同”方面的著作28部，并在中国知网(CNKI)中，进行期刊的检索，其中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关键词，共检索到从2002至今发表的148篇研究论文，其中核心期刊46篇;以“民族传统体育”和“文化”为关键词，检索到2001至今发表的79篇文章，其中核心期刊32篇;另外将“传播学”和“体育文化”作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到从2003至2015年51篇文章，其中核心期刊23篇，相关文献资料为论文写作提供了理论参考，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共参考了7部学术著作和13篇学术论文。
2传播学视域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征
2.1传播决定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整体的有效实现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指出:“传播是人与人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证的手段。”［4］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传播决定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或者说传播成为社会关系得以实现的机制。在西方传播学中“communication”通常被翻译为“传播”，这其中不仅包含了“传出、播开”的意思，而且还具有“交流、交往、沟通、流传”等方面的意思。基于此，可以认为传播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5］。由于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原则体系以及这一体系的现实化”［5］。其中，“抽象出来”和“现实化”表明了传播是文化的本质，也阐明了文化的二维结构特征即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其深层结构意蕴着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心理状态，映射出图腾崇拜、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生活习惯等精神价值，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核心与精髓。表层结构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外显形态，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表现为身体活动同一性的规则、复杂的程序、怪异的服装和器皿等，并呈现出口头传统、表现艺术、运动形式、民俗礼仪、乡土游戏、节日庆典等多种表现形态。也正是基于传播过程中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表层和深层结构的整体解读，民族传统体育的“活态性”“民族性”“民间性”“生态性”“生活性”“娱乐性”“竞技性”等成为对其特征界定的话语表征。同时，基于文化的传播特性，可以认为传播是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前提;但从传播学视域分析，文化传播的介质离不开符号系统，是精神内容和物质载体相统一的信息，同时也是符号和意义相统一的象征符体系，人类社会正是通过象征符体系，保存和传达着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创造和继承着社会文化［1］。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传播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外显的文化符号(动作、手势、姿态、规则、服装、器皿等)与内隐符号(民族特点、伦理道理、意识、情感等)的融合，是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相统一，符号和意义相统一而构成的具有继承性和保护价值的象征符体系，并从整体上统合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表层结构表达和深层结构诉求。从传播学角度讲，任何传播着的传统文化都是现实的，否则即为已经僵死或湮没的“死文化”，可以说，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现象，千百年来，在其传播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演绎、变迁、融合、创新，以姿态各异的形式附着于可见、可感的各种文化载体，并与现实生活相互交融，在各自的文化空间内，以鲜明的文化个性，予民族传统体育以生命力表达;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应基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性进行思考，并结合现实背景予以考察，结合其传播的当下维度，综合考虑影响其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形式、文化内容、传播环境和传播对象等诸多要素才更具现实理性。当然，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死文化”，如我国的蹴鞠、捶丸、投壶、苗族的穿花衣裙赛跑、打花棍、土家族的撒尔嗬、板凳龙等文化现象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致因分析，也有助于我们从侧面更加清晰的了解文化传播过程的症结，为当今的体育文化认同选择与重构提供参考。
2.2传播影响着受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意义的解读
根据传播符号学理论，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表征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器具用品、活动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都表现为一种符号［1］。而人类传播是一个以信息为媒介的社会互动过程，从符号学角度可以认为传播过程是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6］。作为符号的创造者和运用者———人，正是以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表物建立协调的关系，来传达、交流、沟通特定语境中相互间的目的和意图，以求理解和接纳［1］。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介质是符号和意义“相统一”的象征符体系，但其符号作为文化的表层结构或者说是表现形式并不等同于意义。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既存在于经历史沉淀而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中，又存在于处于一定历史时空的个体的主观理解之中。在传播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的不同符号系统都有着为某一“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分享的意义，因此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如:藏族人民的赛马节、新疆的古尔邦节和民俗性特征如:壮族的三月三抛绣球、打扁担活动、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等。而由于人的表达过程部分地是一个“自我异化”的过程，因此，作为独立结构的民族传统体育象征符号系统必然因不同的社会自然和历史条件而受到制约，而人们对它承载的内隐价值的解读也将会出现不断的变化，同样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因民族和地域差异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藏族式摔跤为“北嘎”;维吾尔式摔跤为“且里西”;蒙古族的摔跤为“搏克”;满族、回族式摔跤为“绊跤”;彝族的摔跤为“格”。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所承载的深层的文化意义都是历史的`、变动的，存在于处于特定历史地位的人的主观理解中，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呈现出流动性、不稳定的特点，但其核心和实质是共享意义的交流、创造和理解。由于符号和意义的统一具有相对性，文化主体的随意性解读将使符号所承载的信息发生变迁或异化，例如对中国传统武术进行的竞技化改造，其根源在于脱离了对传统武术所承载的深层文化价值的解读，而一味陷入对西方竞技体育表层文化的模仿，当然，这种误读或者说民族传统体育的这种变迁或异化究竟是源于传播者还是广大受众，亦或是传播环境的影响，我们暂且不论，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去理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失范问题，应该成为相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研究的基点，成为我们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发展方面重要的致思方式，也有利于厘清当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扭曲化、抽象化、碎片化等“文化曲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