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注的史学意义优秀论文(4)

2020-06-22实用文

　　与同期史家相比，裴注对史料的剪裁更胜一筹，因此更受后人称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到裴注时说：“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注文在史料价值上是否超过本文，尚可商榷，但裴氏征引之富与剪裁之精，确实是使有“割裂”之嫌的郦道元、李贤相形见绌的。后出的范晔《后汉书》有十六篇与《三国志》篇目相同，但已将陈寿回护曲解之处一一改过，字数增加一倍。细看内容，则多在裴注中已有。就此看，裴注史料以其完整准确已取信于后世。从其注文能被著史家径直取用中，显示了裴注所具备的史书内涵，也就是说经过裴氏的补阙、备异、惩妄、论辨的工作，对史料进行了神心的剪裁镕铸处理后，在原著基础上，裴氏实已构筑了一部新的史书框架。在这层意义上，裴注的史学意义远远超过了原著，因为其不仅提供了信实完整的史料，而且说明了处理史料的原则，是有利史书健康发展的。

　　裴氏在总结史料致误致伪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史家著史态度不端正造成的。本文第三部分已对史家的政治倾向、个人爱憎、识见高低做过分析，此外裴氏还分析致误致伪的几种手段，如自造史事，生意改动，附益推演，言不审的，照抄误传等。前文所讲习凿齿之“自造”、“推演”，孙盛之“生意改之”等情况，都有相当的普遍性，而言不审的，照抄误传的情况就更为多见了。嵇康见孙登一事，《魏氏春秋》和《晋阳秋》说法不一，裴氏在《魏书·嵇康传注》中指出：“此二书皆孙盛所述，而自为殊异如此！”《襄阳记》与《汉晋春秋》记董恢之议论“辞亦小异”，裴氏在《蜀书·董允传注》中批评说：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的也。”就连被裴氏誉之为“事多审正”的陈寿，亦有自相矛盾的情况。关于孙刘联盟一事，陈寿在《鲁肃传》中说首议者为鲁肃，在《诸葛亮传》中又说是诸葛亮，裴氏在《吴书·鲁肃传注》中说：“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照抄误传也是致误的原因之一。如《魏略》记有辛毗一段议论，裴氏认为其“进违其类，退似谄佞”，不会是秉性刚正的辛毗说的。但“《魏略》既已难信，习氏又从而载之”，裴氏在《魏书·辛毗传注》中痛惜地指出“斯人（指辛毗）受诬不少”。又如《魏略》、《九州春秋》将刘备三顾茅庐一事说成是诸葛亮主动北上求见刘备的，裴氏在《诸葛亮传注》中说：“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至于说到“敌国传闻之言”，裴氏在《蜀书·魏延传注》中强调“不得与本传争审”，即更不能引以为据。

　　关于称荐、家传、谱牒史料，裴氏亦指出其多溢美之辞，不可全信，要做分析。这点在当时注重人物品评的社会风气中，尤有重要意义，对这种史料不作详审而照抄，必致虚妄不实以讹传讹的后果。关于这一点，其在青年时期就上表做过批评提过建议，在《三国志注》中，又屡有揭批。如在《魏书·刘放传附孙资传注》中，指《资别传》为刘放、孙资之负国之言作开脱，是因为史料“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但他认为“负国之玷，终莫能磨也”。他相信这种真伪相蒙的史料，经过史家的详审惩妄，总会真相大白，他本人的实践与对世人的提示正是为此而做的努力。

　　就以上四方面的探析，可见裴氏注《三国志》的用心，已远远超出“注”的范围，他从增强史学社会作用的层面上，强调了史学在治国政策上的借鉴意义；从史学批评角度，对当时的史书纂写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对史家的主体修养和理论认识，做了具体的纠正和引导，从总结史家运用史料中揭示出致误致伪的原因和手段。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裴注在我国史著的丰富、完整、客观性的形成发展中，具备了重要的史学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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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以下凡引自《三国志》者，仅标其传名）。

　　［2］《魏书·文帝纪注》

　　［3］《蜀书·关羽传注》

　　［4］《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注》

　　［5］《魏书·阎温传注》

　　［6］《吴书·鲁肃传注》

　　［7］《魏书·武帝纪注》

　　［8］《魏书·崔琰传注》

　　［9］《魏书·三少帝纪注》

　　［10］据清末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

　　［11］本文字数３６万。据崔曙庭《〈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一文统计。载于华中师大学报１９９０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