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注的史学意义优秀论文

2020-06-22实用文

  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之注,既不同于传统史注的切音注义之作,又不同于后世的补史、考史、评史之作。学者们公认其为注史新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路除引出南北朝时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同类形式的注书外,唐宋之后,史注仍以切音注义为主,如颜师古的《汉书注》、李贤的《后汉书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后汉书补注》以及民国卢弼的《三国志集解》等,并未沿袭裴注新路而多依传统路数。裴注所提示的著史要义主要被著史家和评史家所吸收,而其史注形式间或保留在史著之中,如杜佑的《通典》自注,司马光的《通鉴考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因此,“注史新路”的评定并未能完全揭示出裴注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实际作用。本文拟从裴氏对史学、史书、史家、史料四方面的认识,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说明裴注在我国史著的丰富、完整、客观性的形成发展中所具备的史学意义,进而论定其在我国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对史学的认识

  裴氏在《上三国志表》中说:“臣闻,智周则万里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余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伏惟陛下道该渊极,神超妙物,晖光日新,郁哉弥盛。虽一贯坟典,怡心玄赜,犹复降怀近代,博观兴废,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

  这是一段典型明确的历史鉴戒论,体现了裴氏对历史鉴戒作用的深刻认识。他先从常理说起,认为一个人能思虑周备,则万事之理自然有序;悬镜高远,则所照之物尽显镜里。对历史的认识,人们虽尽性探微,亦未必识透其中奥秘,但从其连绵发展的启示中,还是可以揭示其大致规律的。因此,欲取得周备的识见,还需听取周围的嘉言美谈;要培养敦厚的道德,就应以前人为借鉴。依据此理,他对宋文帝提出了治国的劝谏:您虽通晓典籍,深爱探究玄理,但还应关注近代史事,广泛地考察历朝的兴衰得失,以求取得对历史发展大势的综合认识,并垂留后世,用以启发教育后人。

  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认识,同期的史家亦有类似阐述,而裴氏之论尤为典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认识,已从传统的对人物的褒贬,扩及到对治国措施的探讨了,史学已偏重在为当今治国提供政策借鉴,史学家的评论已具有政策指导的性质了。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史学这一形式更符合战乱之治国需要的必然结果。因为在魏晋南北朝之政权更迭,风云变幻莫测的形势下,统治者如何掌握好天下大势,施之以有效的措施,极需有正确的思想指导,而比之于儒学、玄学等纯理论的说教,史学更具深切著明的特点,因此,史学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史家对史学的认识也就更全面深刻了。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长足发展,首先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第一,他们要借鉴古来为政的经验教训。三国各政权均重视读史。如孙权“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为部下开列的阅读书目中,史书竟占到七分之四[1]。曹氏父子亦“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2]。诸葛亮饱读经史,论事常引古代史事作为借鉴,尤其对汉代掌故可谓烂熟于胸。就连武将关羽,亦“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3]。

  少数族逐鹿中原能否取胜,往往取决于汉化程度,故学习汉文化成为各少数族当权者的当务之急。史学比之于儒经的繁琐,玄学的深奥,佛学的虚渺,最易阅读也最能解为治之急。后赵石勒为羯人,起兵初仇杀汉人,后改变政策,利用矛盾拉拢汉人,恢复九品中正制给汉人地主以参政的机会,实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很快强盛起来建立了政权。他的成功与熟读史书分不开。据《晋书·石勒载记》云,其于军旅之际常令儒生读史书给他听,并按自已的理解谈论古帝王善恶。就此看,史学不但使当权者获取了经验教训,而且提高了其文化素养。

  第二,当权者需通过著史来确定自己的历史地位。在政权林立并频繁更迭的情况下,撰写国史的目的主要有二,一为颂扬祖德,说明本政权上奉天命下遂人愿的合理性,二以史著互相攻讦争当正统,如北谓南“岛夷”,南谓北“索虏”等,史著成了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

  出于以上所述需要,每个政权建立伊始,便设置史官、史馆,编写前代与本朝史。社会上私人著史亦成风气。这样,史家辈出,史书种类全,数量多,历代难以相比。史著的繁盛促使目录学分类发生重大变化,四分法将史部书独立成类,且置第二位,一改经学附庸的地位,在整个封建文化中占有了显赫的位置。与之相适应,“史学”一词出现了。从历史知识中获取治国良策的后赵,一建国便设置了负责经学、律学、史学的专门官员,随后刘宋政权又下令设儒、玄、史、文四学,成立国子学,则以经史为主课教授,正式成为国家进行文化教育的教学科研机构,史学与经学在学术领域中取得了同等地位,进入了思想理论探讨的层次。人们对史学的认识,已由从单纯的历史比附,发展为从行动过程去探讨其思想认识,这是一种学术的升华,意味着我国史学研究的深入,史家素质的提高。

  裴松之便生活在这样的史学环境中。我们所引其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论述,正是其从思想史的角度所发表的对史学社会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代表了当时的理论高度。“智周”、“鉴远”的道理,说明通过历史知识可提高人的智能,形成“体备之量”;通过学习先人的模范行迹,可修养道德,达到“畜德之厚”。从此引出对当权者的提示,要“降怀近代,博观兴废”,以收取“总括前踪,贻诲来世”的社会效应。虽与“疏通知远”的.传统鉴戒观一脉相承,但应看到,在倡行史学研究的历史阶段,裴氏的论述,实已带有理论探讨、哲理思辨的色彩,反映了当时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而裴氏对史学理论的探讨,在其为《三国志》作注过程中,对当时史书的总结,史料的处理,史家的要求上,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而使其注书工作带有了明显的史学批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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