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善书中有一些属于生态伦理的内容，如《太上感应篇》之“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用药杀树”、“春月燎猎”、“无故杀龟打蛇”等，《文昌帝君阴骘文》之“禁火莫烧山林”、“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等，以及《太微仙君功过格》之爱怜禽兽六畜、虫蚁飞蛾等条目，这些则应是取自道教伦理。因受道家学说的影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观念一直在道教伦理中占有突出位置。在此观念中，人并没有特别的权力，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处，至于相互转化。与佛教戒杀的伦理相得益彰，此一道教伦理在善书中几乎被申发到了极致。《十戒功过格》“戒杀”中，天地生灵被区分得非常细微，杀过也因之被标举得极细。而在一篇名为《关圣帝君劝人戒杀放生多立寿诞广生谕文》的善书中，保护生灵竟致是其唯一的内容[19]。除此而外，道教善书中敬畏神灵的部分也多取自道教伦理。如《太上感应篇》之“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指天地以证鄙怀，引神明而鉴猥事”、“左道惑众”、“轻慢先灵”、“越井越灶，跳食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晦腊歌舞，朔旦号怒，对北涕唾及溺，对灶吟咏及哭，又以灶火烧香，秽柴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辄指三光，久视日月”、“对北恶骂”等，《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之“恨天怨地，骂风呵雨，谤圣毁贤，灭像欺神”、“假立邪教，引诱愚人，诡说升天，敛物行淫”、“白日诅咒”等，《太微仙君功过格》之“以言指斥毁天尊圣像”、“每遇斋日及诸节令吉辰故不朝真”以及书章念诵错误等，应该都是道教伦理的厚赠。道教为一多神宗教，相信宇宙万物遍布神灵，故其宗教伦理要求人们时时恭敬、事事虔诚。
不仅仅是圆融三教伦理，道教善书所开启的伦理系统还是一个多维伦理系统。所谓“多维伦理”，是指此一伦理系统具有极大的伦理包容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套系统包括了家庭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与宗教伦理4个部分[20]。其实不止，如我们上面所揭示的，生态伦理也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此外，如《太上感应篇》之“推多取少”、“减人自益，以恶易好”、“耗人货财”、“败人苗稼”、“苟富而骄，苟免无耻”、“无故剪裁”、“散弃五谷”、“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负他货财，愿他身死”、“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逸乐过节”、“贪冒于财”、“假借不还，分外营求”、“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文昌帝君阴骘文》之“斗称须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等，《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之“重粟惜福”、“斗称公平”、“损人利己，肥家润身”、“好尚奢诈，不重勤俭，轻弃五谷”、“大斗小称”等，即均属于经济伦理的范畴。《文帝延嗣经》“戒酷取”、“戒巧诈”通过几个具体事例，要人们勿强民倍课、巧取豪夺，所卷入的还是经济伦理。《文帝救劫经》“日用章”记有一个由富转贫的故事：“杭州王用先家赀百万，置大小二斗、大小二称较量出入，以欺陷人。止及十年，遭祸被刑，家财破散，子孙作丐。”其劝化的指向亦在经济活动之中。《太微仙君功过格》“救济门”称：“以符法针药救重疾一人，为十功；小疾一人，为五功；如受病家贿赂，则无功。治邪一同。凡行治一度，为一功。施药一服，为一功。”其“不仁门”复称：“凡有重疾告治不为拯救者，一人为二过；小疾一人，为一过。治不如法，为一过。不愈，而受贿百钱，为一过；贯钱，为十过。”“修合毒药欲害于人，为十过；害人性命，为百过；害人不死而病，为五十过。”《十戒功过格》“戒杀”称：“医术不精，寒热误施，攻补错用，致伤人命者，亦曰误杀，一人为五十过。若贪其利而故为行险者，为百过。与人争名而故为行险者，亦为百过。若他人调治不错，故说其错，妄为翻案，致误人者，贪名贪利，二俱有之，为二百过。”“精于医术，救一危症，作五十功；重症，作二十功；大症，作十功；轻症，作五功；小症，作二功；极小极轻症，亦作一功。惟受谢者，非功；或浮于所谢，仍可补记。”这些则又属于医学伦理的范畴了。总之，以其广泛的融摄，道教善书所开示的伦理系统几乎指向了世俗生活、世俗职业的方方面面，卷入了法律与道德监管的双重意义。
唐宋之际社会转型对新型伦理产生的吁求，下面将有专说。无论怎样，道教善书所开示的伦理系统，作为一种极具融摄性、多维性的结果，的确是顺应了此一时代吁求。宋代以降，道教善书普遍被人们视为道德行为的规范。在明清时期的许多《家训》、《通书》中，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看到道教善书的基本内容。明清以后，道教善书的许多词句成为日常生活的术语、格言。直至于近，这些道教善书仍然极具活力，翻刻注释不断。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其基本理念的深入社会与人心。是故美国学者包筠雅认为：“最好还是认为它们是被普遍接受的‘中国人的’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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