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美学谱系的建构意义探究论文

2020-06-23实用文

  21世纪,汉子作为维系着我们文明存亡,有益的传统重要组成部分,汉字的意义及价值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必须知道,理性自身也是文明的一部分。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拿一个部分去应对其他部分。就是这个过程也会引发持续不断的互动,以至于在很长时间中可能会改变整体。但是在这一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突发式或完全重新建构整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总是要应用我们现有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本身就是一种演化过程的整体的产物。”

  周作人在“下水”成为敌族职员之后,也曾别有会心地说:“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词,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言语礼俗,如此而已。”

  确实如此,汉字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拉丁化”试图突发式地完全重新建构包括汉字在内的汉语言文字这一整体,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但是,要真正在哲学层面而不仅仅停留在情绪层面,真正从正面价值重估的角度而不是从负面实用性批判的角度,去试图厘清汉字这份“在场的遗产”,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转型,而文明作为整体,其突发式或完全重新建构既无可能,我们就有必要应用“现有的材料”,对于“思想文字语言礼俗”这些维系文明使之得以千年传承的要素,进行“部分地”重新审视“,部分地”重新建构。其中之一,就是在既有的汉字谱系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汉字美学谱系”,使汉字谱系在结构、观念、显现等方面系统化、理论化,从而适应文化转型的大趋势。本文不揣冒昧,就建构“汉字美学谱系”这一设想提出一些初步的意见,以求方家指正。

  一、既有的汉字谱系

  正如人与人之间必然存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单个的汉字与汉字之间,也存有一定的组织关系及秩序。例如“,比、从、北、并、化、竝、竞、保、斗、俘”等字,因同是表达“两个人之间关系”这一概念,因而可以组成一个汉字“集合”。而汉字的集合与集合之间、与更高层级的集合之间,都会构成一定的组织关系。可以将这些组织关系的总和,看成是一个“汉字谱系”。

  在汉字的发展史上,历代学者曾自不同层面,根据不同的方法与尺度,构建了若干类汉字谱系。其具体操作,一般用“分类建构”的方法。分类需要“尺度”,这一“尺度”,就是汉字谱系最重要的指征。这些分类尺度主要包括“字面意义literalmeaning”与“外在形态”两个层面:

  1.根据汉字的“字面意义”来分类建构。这一类汉字谱系主要有《尔雅》及模仿该书的“群雅”系列。《尔雅》原本20篇,现存19篇,分为三个层级,各层级的结构均按“字面意义”尺度组织。其谱系结构如右图:

  可以看出,《尔雅》的作者已经按统一的尺度,将所收汉字纳入一个比较严密的系统之中,初步构建了一个“依义系字”的汉字谱系。在这个谱系中,每一个汉字都处于这一“三层结构”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尔雅》似乎希望能将这一层级结构贯穿到底,例如,《释诂》篇以同义为组,组与组之间的秩序,似乎亦是以其“主字”的意义来排列的———该篇前几个主字“始、君、大、有、至、往、赐、善”,似是有意而非随机的排列。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尔雅》的谱系,是作者有意为之。

  后人仿照《尔雅》,编纂了一系列以“雅”为书名的词书,如《小尔雅》、《广雅》、《埤雅》、《骈雅》、《通雅》、《别雅》等等,其谱系建构的方法尺度基本类同《尔雅》。

  2.根据“外在形态”来分类建构谱系:

  (1)根据“声-韵”的尺度分类建构。依声母为序的,主要有《经传释词》、《古书虚字集释》等;依韵部为序的,主要有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广韵》、《集韵》、《骈字类编》、《佩文韵府》、《经籍纂诂》、今人黄德宽《古文字谱系疏证》等。例如,从《说文》演化而来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却不再依《说文》以部首分类的方法排列,而改依《切韵》四声韵部之次序为排列依据。

  (2)根据“六书-部首”的尺度来分类建构。主要有《说文》系列,如《说文》大徐本、徐锴《说文系传》(即小徐本)、《段注说文》等。许慎《说文》根据“六书”原则分析所收9353字,偏旁相同者归为一“部”,计540部,以该偏旁作为该部之首,故曰“部首”;540部首按“据形系联”即形体相似或意义相关的原则排列先后,并按“字面意义”分为14大类;部首内则按意义类别排列。《说文》自汉代以来,有各种传疏笺注改编本,其中绝大多数采用此一尺度。

  在谱系建构的实际操作中,许多专着采用两个或多个尺度“混合”或“交叉”,而以其中一个为主的方法。另一方面,由于汉字的“字面意义”与“外在形态”本身也有可能互相混合交叉,例如以六书分析部首,就必然会与字的意义相关联,而由于“同声”更倾向于同义,因此,不论是采用“部首”还是“声韵”,这两个尺度在一定场合都会交叉混合使用。如辽代《龙龛手鉴》,部首不再按构形排列,而是按平上去入四声韵顺序排列;北宋《类篇》虽仍依《说文解字》部首排列,但同部字则不再依《说文》“按类系联”,而是依韵排列。金代《改并五音聚韵四声篇海》444部首则按三十六字母顺序排列,同声母的部首,又按平上去入四声韵排列,同部首的字头,则按笔画多少为序排列。

  此种“有一个主尺度的多尺度混合交叉”,可举南宋戴侗《六书故》为典型:其第一层级,采用“字面意义”的分类尺度,分为“数、天文、地理、人、动物、植物、工事”七大类,不能包括或不能遽定者,则纳入“杂、疑”两大类;其第二、三层级,则按“外在形态”与“字面意义”相结合的尺度,以“六书”为原则,分“部首”来排列系联,部首之间则按“意义”来排列:如“天文”之下,列“天、气、日、……”(似依哲学与逻辑排列)等字,“气”之下,列“气、氛”二字,“日”之下,列“日、旦、明、杲、杳、……”等从日之字:

  可以看出,《六书故》与《说文》的建构方法已经完全不同———《说文》尽管也在第一层级上将所收汉字分14大类,但这14大类并无严格、明确的尺度,只是比较模糊地按照“据形系联”的一般原则来划分,虽然这14大类也有“字面意义”上的系联,但其主要目的是将全书“分卷”,而不是建立这一层级上的谱系结构。也就是说,《说文》的谱系,主要是“六书”原则指导下的“部首谱系”。而《六书故》则不同。虽然《六书故》在第三层级内(如“日、旦、明……”)和第四层级(如“旦、暨”)仍然使用《说文》“据形系联”原则,但其按“字面意义”分类的的第一层级,都已经有了具有逻辑性的、明确的、严格的、可操作的分类尺度。而第二层级也试图根据具有逻辑性的“字面意义”来分类(如“天、气、日……”系列具有明显的逻辑性:天,总名;气,中国哲学中的逻辑起点;日,当然应排第一的“实体”)。因此,如果说,《说文》是“部首谱系”,那么,《六书故》就可以称之为“意义谱系”;而以声或韵为“主尺度”分类建构的《说文解字篆韵谱》、《广韵》、《古文字谱系疏证》等,则可称之为“声韵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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