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情绪与权力：揭示社会控制
情绪论述也是权力论述。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情绪与理性之间的等级性二元对立在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度中得到了延续和强化。科层制把理性从血缘、家世等武断的独裁权威下解放出来，将其定位于命令、规则和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尽管这种科层制看似中立，但它们事实上支持了男性特征，并且沿着原有的性别路线再造了权力关系的父权形式。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权力已经从上述宏观层面渗透到情绪的每一个细微角落，“权力关系决定在诉说自我和情绪时哪些能够、不能或者必须说，哪些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哪些是个体能够说的权力关系决定着人们对情绪的感受和言说，反过来，情绪也发挥着社会控制的功能，以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图１呈现了羞耻、骄傲、内疚、狂妄等发挥社会控制功能的情绪的产生机制。简言之，个体会根据对自己的行动是否符合既定的组织或社会法则的评价而产生相应的情绪：当个体发现自己某种特定的行为不符合社会法则时，个体会感到内疚，反之则感到骄傲；当个体发现自己所有的行为皆不符合社会法则时，个体会感到羞耻，反之则产生狂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社会控制的基本机制就处在情绪之中。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情绪既可以导致顺从和维护社会秩序，又具有颠覆现存权力结构的潜力。例如，如果我们不能感受到爱、内疚和羞耻，道德和社会秩序就会崩溃，但是过多的内疚、羞耻又可以导致人们对既有法则的怀疑、嘲讽甚至愤怒，从而引发个体或集体的自我解放行动。在这一点上，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对情绪劳动（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和情绪法则（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的研究最为全面地揭示了情绪与权力、社会控制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她指出，随着服务行业在当代社会的普及，雇员不仅要做传统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还要做大量的情绪劳动。所谓情绪劳动是指个体管理自身的感受以产生为公众可见的情绪表达，这意味着个体需要诱导或抑制自身的感受，以维持适合他人心理状态的外部表情。［１４］７情绪劳动也经常被称为情绪工作、情绪管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一样，情绪劳动可以出售以获得薪水，因此具有交换价值；情绪工作、情绪管理则是指个体所做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相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情绪不再是私人的拥有物，而是进入公共领域，接受盈利目的和商业逻辑的支配。
雇员从事劳动的工作具有三个特征：（１）它们要求雇员和他人进行面对面、声音对声音的接触；（２）它们要求雇员使他人产生某种情绪状态，如感谢或恐惧等；（３）它们允许雇主通过培训和监督对雇员的情绪活动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１４］１４７因此，情绪劳动者通常是服务行业中的雇员，如空乘人员，然而许多专业人士，如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甚至医生、律师等也是情绪劳动者。在这些行业中，尽管其从业人员并没有直接的情绪监督者，但对他们的控制来自隐性的专业标准和顾客期望。与情绪劳动相对应，情绪法则是指文化、社会或组织情境中界定或重构情绪的准则和规范体系。［１４］５６它通常是隐性的，反映了文化脉络和意识形态中处理情绪的那个侧面，告诉我们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表达是否适合特定情境———上述专业标准和顾客期望就是情绪法则构成部分之一。事实上，情绪劳动反映了个体或社会组织在按照情绪法则的要求管理自身情绪的过程中付出的努力，这种努力常常表现为情绪劳动的主体所采用的应对策略。在个体层面上，我们会采用表层扮演（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ｃｔｉｎｇ）和深层扮演（ｄｅｅｐ ａｃｔｉｎｇ）顺应情绪法则的要求：前者是指我们改变自己的外在表现，有意表现出适宜的情绪，这往往导致情绪的表达与感受之间出现失调；后者是指我们改变情绪体验的那些决定因素而使我们产生相应的体验，如想象、自我劝服、内化情境的情绪法则等。显然，从这些术语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情绪劳动与戈夫曼（Ｇｏｆｆｍａｎ，Ｅ．）的拟剧理论（ｄｒａｍａｔ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之间的联系：在情绪由私人领域走到公共领域之后，人们就必须借助各种道具、台词和表演策略，以小心谨慎的方式呈现那些处在社会前台的情绪活动，从而尽量使他人相信自己能够胜任社会所期望的角色。组织同样会成为情绪劳动或情绪管理的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机制取代了个体进行扮演。组织的本质就是秩序和控制，否则组织就无以形成和维持。组织既要使个体产生那些符合组织利益的“积极情绪”，又要抑制那些有可能危及组织结构的“消极情绪”，为此，组织一方面会采用激励（物质或精神奖励）、动员（远景规划或集体动员）等策略调动其成员的某些情绪；另一方面，组织也会采用抑制（限制不良情绪的升级）、隔离（分离那些干扰组织正常活动的情绪）等手段调节那些不为组织认可的情绪。
四、结语
勿庸讳言，情绪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中都处于边缘位置，这种现象在西方尤甚。人们通常把情绪放在理性的对立面上。只有当情绪作为理性的仆从、为理性服务的时候，它的地位和价值才会得到承认。作为这种等级性的二元对立的结果，以追求理性、纯粹知识为己任的学术研究从启蒙运动以来就把情绪排除在对真理、理智和知识的追求之外。再考虑到情绪现象极不稳定、难以捉摸，这更加使得研究者很少涉足这一问题。情绪在社会生活中的遭遇也大致相同。在专业场景中，情绪被视为一种女性化的、非专业的表现。专业人士的一个标志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其工作不受情绪的干扰。在各种社会组织中，情绪也扮演着被压迫者的角色，因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现代科层体制对情绪持有一种异常谨慎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可能危及现有组织结构和权力关系的“黑色”情绪。然而，情绪在今天正在逐步———同时也是艰难地———摆脱它的边缘位置，走入社会组织、政治文化以及学术研究的聚光灯下。这首先要归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社会剧变。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服务行业、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工作。这不仅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其深远影响还弥漫在包括个体情绪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导致情绪逐渐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使个体情绪负载的社会信息也日益明确地彰显出来。有学者甚至认为，当今西方社会正在进入一个被称为“后情绪（ｐｏｓｔ－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社会”的发展时期，其中虚伪的、理性化的、大规模生产的情绪登上了世界舞台。人们理智地选择和表现出愤慨、友好或其它预先设计好的情绪，从而创造出人造的、迪斯尼式的（Ｄｉｓｎｅｙｅｓｑｕｅ）真实。［１５］２６无论“后情绪社会”是否是一个描述当今时代的恰当术语，我们能确定的一点是，当情绪成为社会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个主要议题时，学术研究就不能再对情绪问题无动于衷。于是，情绪在近年来得到了研究者们前所未有的重视。
综上所述，社会学关于情绪的解读把我们对情绪的理解大大推进了一步。这种解读使我们发现，情绪不仅是一种个体心理现象，它还扮演着十分积极的社会角色，与许多社会和文化建构具有密切联系，如理性、自我与身份、权力和地位、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等。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情绪的性质呢？本文的分析表明，情绪不仅是生理的、心理的，还是文化的、社会的、道德的和价值负载的。在对待像情绪这样的复杂现象时，我们必须在个体心理和社会建构之间取得平衡。在这一点上，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的建议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我把情绪界定为我们通常同时体验到的四种因素的意识：（１）对情境的评估；（２）身体感觉的变化；（３）表情姿态的自由或抑制地呈现；（４）应用于前三种因素之集合的文化标签。这就是情绪的定义”。［１６］１１８－１１９这意味着，情绪既是一种个体心理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一方面，它有着具体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受到本能、驱力以及神经生理机制的推动和调节；另一方面，它又受到社会文化脉络的深刻影响，反映着特定历史脉络的文化观念、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简言之，情绪虽然的确是由社会建构的，但是这种建构具有大量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并且这个基础也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脉络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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