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中晚唐诗论家们围绕白诗的创作旨向、审美特征进行评论，对其在思想旨向上比较肯定，但在语言浅近上持否定态度。
宋代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说：“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首次用“俗”字概括出白诗的表现特征，可见他对白诗俗浅特点的不赞成。同样，陈辅的《陈辅之诗话》记：“楚老云：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仍认为白诗 “俗”。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说：“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认为白诗太过浅近，易让人厌倦。许剀《彦周诗话》言：“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认为白诗浅近，气格不高。这些都是在指责白诗太过浅近。
进入明代，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说：“质而不俚，是诗家难事……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王世贞《艺苑厄言》认为：“张为称白乐天‘广大教化主’。用语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长，极有冗易可厌者，少年与元稹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他抓住白居易早、晚年诗的缺失予以渲染，认为前者逞强使能，后者程式化倾向严重。
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夫白之易厌，更甚于李。然有作意处，寄托深远。”指出白诗虽然有容易令人生厌的毛病，但是创作旨向上合乎风人之旨，值得肯定。
从上面的评论看来，从宋到清，评论者仍主要是围绕白诗的浅俗进行指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于1921年在《白话文学史》中明确指出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是“写实主义”的。他充分肯定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认为白居易有意于作文学革新的人，给予其很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