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学术界对白居易的评价再度掀起热潮，且有不同的声音出现。这一阶段白居易一度被高标为“人民诗人”，因为他倡导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这正适合了那个年代人们苦大仇深的心理需要，“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旨向给了人们心灵慰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白居易诗论的研究中有一种影响力很大的思潮，即认为白居易没有意识到诗歌的社会功能是多样的，他的现实主义诗论局限性过重。各种贬斥的声音源源不断的传来，这也许是因为文革刚刚结束，这个荒谬时代给民众造成的肉体、心灵上的创伤极重，民众心中有太多积怨，对“诗歌应积极反映政治”这条本属于文学社会功能之一的原理极为反感，对白居易的评价一再压低。这种看法其实忽视了白居易诗论中对其他诗歌(杂律诗、闲适诗、感伤诗)的有关论述，这对白居易的评价很不公正。
就在反对白居易最为激烈的时候，王拾遗先生在《白居易》里指出白居易并没有把为政治服务看作诗歌的唯一功能，这从他的 “闲适诗”中可以看出。可见，王拾遗已经注意到白居易诗论中重视愉悦人心、给人带来美好感受的情感功能的一面，这样的评论才是比较稳妥的。
综上，以上历代学者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创作情况、诗歌特点进行了不同的评价，总览这些评价，我们发现，受到不同社会思潮和创作风气的影响，人们总是避免不了用狭隘地眼光看待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作品，所以对他的评价时高时低，忽左忽右。尤其是文学要为政治服务这种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化的观点，正是历代文人对白居易评价飘忽不定的原因。当某个时代需要文学积极为政治服务的时候，白居易就普遍被人们抬高，反之就压低。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学与政治从根本上说是无法隔断联系的，统治阶级需要文学为其政权服务，而文学的发展动向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上层统治阶级政策的牵制和影响。所以说，任何时刻，文学的功利化在一定程度上必将存在，况且评论者所处的时代不同、观点角度不同、个人的兴趣不同，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白居易的思想和创作本身也呈现出复杂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