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贬为江州司马后，白居易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政治上的跌宕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落差，政治环境的黑暗和险恶，使诗人认识到“独善其身”是何其明智和重要。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是非多”，于是 “换尽旧心肠”，不再过问政治，“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此时“独善”与“兼济”发生了换位，他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独善”取代了“兼济”，在白居易的精神历程中，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渡阶段。在后期不问政治、不问他事的思想支配下，白居易的诗歌不像早年那样锋芒毕露，大量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代替了前期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意激气烈的“讽喻诗”。例如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大林寺桃花》、《问刘十九》、《钱塘湖春行》等。
白居易前期积极创作讽喻诗，后期转向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从其创作体裁的转变上可以清楚地窥见其从“为国谋”到“为身谋”的转向。纵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浮沉人生，大都有“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两个方面，如李白和苏轼，兼济天下的时候，期冀大显身手、报效国家，一旦仕途不顺，就转向“独善其身”，不再或很少过问政治，以求自保。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代表了中国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复杂心路历程。
在当今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对白居易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评价应中正、全面，笔者认为要一分为二地评价元白的诗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