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强调诗歌要为“时”、为“事”而作，这里所说的“事”，是指政教的得失、国家的兴衰、民生的疾苦，具体到创作方法上就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泄导人情”是诗人的创作导向，“补察时政”是执政者的观诗施政。本着这一原则，白居易写下了大量的讽喻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优秀之作。《秦中吟》十首中，可以说全部是描写上层统治者和达官显贵的奢侈贪暴，以及下层人民的饥寒交迫和士人被排挤的。《新乐府》通过“美刺诗”来讽刺当朝执政者的庸碌无能。白居易提倡诗人应该努力创作出为“时”、“事”、封建政治发挥“美刺”作用的诗歌，“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他强调了诗歌要大力表现人民的疾苦，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热情，这一点是很可贵的。
白居易提倡诗歌要为社会、政治服务，要反映现实，在语言上必然要通俗、浅近、自然，从而便于传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新乐府诗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尽可能地开篇点题，让人一目了然。这种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确，避免了一些题意上端绪繁杂的弊病。这种做法，在当时整个诗坛变革中起到了瓦解旧的诗歌语言范型与格套的作用。但是还应该充分看到，白居易的有些诗太过浅显和直露，不给读者多留一点点想象的余地。这样读者固然理解起来毫不费力，可是因为言已尽意，也就缺失了诗歌本应留给读者的余蕴和回味。
白居易一生的主导思想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入仕时，可以说是“志在兼济”时期，社会和个人见闻，使诗人感到有责任“为民请命”，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积极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和社会矛盾，他还要求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从实用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这个时期他的诗闪耀着为民生、为天下的光芒，有着巨大的感染力。白居易曾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见，这一思想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