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乐生”的人生策略
佛教祈求来生的解脱，而道教对生命则积极追求，在“贵生”的基础上，提出“乐生”的达观态度，追求现世的快乐享受，追求个体生命自身的安全与长寿。《太平经》认为“乐生恶死”是天地之性赋予天下人共有的本性，是人的真实本质，其《乐生得天心法》章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将乐生提到与天地本性的地位。道教还把能够活到最高的寿命作为修炼的目标。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说：“道教是以生存为乐，以生存的舒服为大乐，以舒服的永远生存为极乐的。”既免除生老寿夭之苦，又安享尘世之乐，就是享受现世的快乐和生存的美好洽意，这就是道教的追求目标。
白居易接受了道教重视物质、享受的人生态度。而中唐的社会风气本就“主生”、“主乐”。人们面对现实的苦难都尽可能追求长生，追求享乐;在社会风气、宗教信仰和自身性格的共同铸造下，白居易选择了“中隐”的道路，保证自己在获得物质方面享受的前提下，还能得到精神方面的满足。特别是他晚年经济状况尤其优裕，他更是过着及时行乐的生活，极其重视物质的享受和精神的富足。在白居易的诗中，经常渲染着日常生活的慵懒和肢体的舒适，如“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南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锦袍拥两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一无事。”(《闲居》)他注重生活环境的优美，对于旅游、饮食、音乐、舞蹈都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从白居易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精心营造自己居处的环境，“所至处必筑居”(葛立方《韵语阳秋》)，在退居渭村时“构亭台”，被贬江州时造“草堂”，卜居洛阳时兴致勃勃地指挥手下“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春葺新居》)，不管处境如何，他都尽可能使自己的生活环境舒适和美观。白居易还游山玩水、交游唱和、饮酒赋诗、弹琴绘画，甚至兴味盎然的指导家妓编排乐舞《霓裳羽衣曲》，他自称“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醉吟先生传》)可以说他动用了一切手段来使自己的生活充满快意乐趣，尽情地享受夜夜笙歌的世俗之乐，过着“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的欢乐生活。白居易积极享受人生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实践了他所信奉的道教的“乐生”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