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作品中的宗教因素，给沈从文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一个新的基点，沈从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独特的宗教观念——虽不提倡宗教信仰，但主张适度保留某种宗教情绪。他赞美湘西世界中人神共娱的大型酬神活动，肯定其价值，正是因为这种活动能“集收人民的宗教情绪和浪漫情绪”(6)。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尚存的宗教情绪与浪漫情绪正是人类在朝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失去的最可宝贵的东西。沈从文在这里传达了他独有的朴素的宗教观念——人应当对自然，以及一切有生之物的庄严、美好怀有敬畏和感激之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宗教情绪。为的是在理性统治一切的时代潮流下，保留人类的想象力、对美好事物的感受能力，为文学与艺术留下空间，使人类的灵魂不至于过度地粗粝、僵硬。
《凤子》的《神之再现》一章中，特意虚构了一个从现代文明世界来到湘西的“尊重理性反抗迷信”的人物，这个人物开始对湘西这种人神一体、人神共娱的酬神活动不能理解，但在观看了盛大的酬神活动后被仪式的庄严与优美打动，并说了这样一段话：“看看刚才的仪式，我才明白神之存在，依然如故。不过它的庄严与美丽，是需要某种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人生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神仰赖这种条件方能产生，方能增加人生的美丽。”(7)这其实就是沈从文在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观念：单纯的信仰、对自然和生命的瑰丽有所皈依，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生命才会是美丽的。
沈从文所生活的时代，中华民族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但由于文化、科技、经济各方面的落后，东方文明古国不得不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即所谓后发达国家“被动现代化”。而滋养了沈从文的苗族文化，相对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态，本身就是落后和边缘化的。因此，中国当时的被动现代化过程对沈从文这样一个拥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作家来说，产生的是双重的因文化挤压造成的焦虑和失语。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将湘西文化中的非理性、原始、健康的因素加以挖掘和升华，与现代化带来的都市文明病相抗衡，是希望“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国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青年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8)。对于现代化潮流的裹挟下，中华民族文化与湘西文化被边缘化，乃是一种双重的抗争。但令人遗憾的是，沈从文的探索尚未充分展开就终止了，他始终没有为自己的非理性主义精神找到更有力的思想支点，将“神性”与宗教情绪引入创作虽然拓展了创作的深度，却也因此使小说的故事性与人物形象受到了影响，有得亦有失。 注释： (1)(2)(4)(5)(6)沈从文：《湘西》，《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398页，第405页，第402页，第378页，第407页。
(3)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2页。
(7)沈从文：《凤子》，《沈从文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387页。
(8)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56页。
(作者单位：湖南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