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论
在上述论述中，《边城》虽有诸多无奈，但展现了人性和谐;《八骏图》虽行事从容，但却潜藏着人性分裂。沈从文惯以人性作为艺术基点，由此表达爱憎，在此，他显然怀着脉脉温情追思着乡土文明，而怀着冷眼审视都市文明。在沈从文所处的二十世纪，虽然较之都市文明，乡土文明仍然占据最大优势。但时代的趋向是，朝着都市文明驶进。乡土文明作为“中心话语”正在撤离到边缘，都市文明作为“边缘话语”正在呼啸至中心。在“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的更迭中，沈从文以其艺术的直觉表达了时代的隐忧：人性状况会如何?
如今二十一世纪，都市文明已然雄踞中心，乡土文明则退居边缘。如果说当初沈从文对作为“中心话语”的乡土文明的挖掘是对作为“边缘话语”的都市文明的抵御，那么如今，沈从文对乡土文明的挖掘则成了以“边缘话语”的姿态对作为“中心话语”的都市文明的矫正——这也正是沈从文作品在当下的现实意义。
王德威“不同意以往沈从文研究中常见的两极对立，诸如城与乡、今与昔、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浑然天成的乡村美德与腐朽没落的都市价值、无所不包的自然与变化莫测的文化等。这些二元对立或能建构沈从文作品的梗概，但它们过于浅白，不足以说明沈真正的魅力所在。”[ 王德威著：《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但不得不说，只有揭示出沈从文艺术世界中的结构性张力，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其艺术世界所寄托的精神追求。而只有把这种艺术世界的构成因素提高到文明交迭、“话语”更迭的视野，才能挖掘到沈从文作品更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