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认真探究起来，又不能不说这一消息内容所涉及的事实本身又是有其存在之客观现实原因的，而且这正是当时历史情境某一侧面的一点反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习惯上说此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了，但事实上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社会的定位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直到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改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开始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时期，直至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而文化艺术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各种民营剧团、书店、出版社等改为公私合营或国营的，其大规模地正式开始还是在1956年1月。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之一，就是对其进行公私合营直至彻底的社会主义化即通过利用、限制、改造以及赎买等政策将其国有化，而在此之前，这些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可以拥有一定程度上的经营自主权的。因此，尽管沈从文在现实政治方面已经处于那样的境遇之中，上海的文华影片公司还是可以试图将其小说拍成电影，而《文艺报》也会不以为异地发表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消息并将《边城》称为“文学名著”。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即建国初期的这一文化现象，在民营工商业的传统或曰势力相对强大的上海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在1950年7月召开的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曾经活跃于沦陷时期上海文坛的张爱玲也作为代表被邀请出席，尽管用的名字是她当年发表《十八春》这篇小说时才用的笔名“梁京”。相对于沈从文的被摒于北京的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之外，这毕竟说明当时的上海还是给张爱玲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的。不仅如此，1950年9月15日，上海出版的《亦报》第一版新辟“街头杂写”专栏时，主编高唐还公然打出了邀请“张爱玲先生”为之撰稿的招牌，而《亦报》恰恰又是当时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负责人夏衍提议，由唐大郎(唐云旌，即高唐)等人于1949年7月创办的一份属于市民通俗读物的小报，同时创刊的还有性质完全一样的名为《大报》的小报。这两份报纸是当时一批“旧派文人”发表与新中国建立后的颂歌、赞歌、战歌风格异样的文章的主要阵地，周作人、张恨水等均在其作者阵营之列。后到1952年，《大报》和《亦报》相继停刊。同年7月，张爱玲也离开上海远走香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但就当时而言，相对于沈从文这位新时代的“弃民”，周作人和张爱玲这样的有“附逆”经历或“汉奸”色彩的人几乎可以说是既不能见容于国民党又不能见容于共产党的两个时代的“弃民”，他们在 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尚且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尤其周作人还是从北京将文章寄到上海发表的)，沈从文及其《边城》在上海所遇到的这一“待遇”，因此也就更加是可以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