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艺报》上这则消息中提到的文华影片公司，是著名电影事业家吴性栽(1904-1979)1946年在上海创办的，而吴性栽本人则于1948 年即迁居香港，估计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很快也就在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消失了。1947年将《边城》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桑弧(原名李培林，1916-2004)，是一位在40年代走向影坛的著名编导，后曾于1956年执导由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成剧本的电影《祝福》(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而重新编写《边城》剧本的师陀(1910-1988)则是新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作家，三四十年代和沈从文曾有来往，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曾以“芦焚”的笔名发表过很多作品，1937年5月他以“芦焚”笔名出版的小说集《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时，沈从文是评判委员会的十个评委之一。解放后师陀长期在上海工作和生活，先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兼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剧，1952年转到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任编剧，1957年调上海作协任专业作家，1976年9月沈从文去上海访友时二人还曾见过面。
不知师陀重新编写的《边城》剧本是否保存下来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的《师陀全集》(刘增杰主编，共五卷八册)中没有收录电影剧本《边城》，该书第五卷“附编”中的《师陀著作年表》也没有提及，想来应该不是因其非师陀原创而舍弃，而是因为目前尚未发现吧。
值得一记的是，《师陀全集》第五卷书前插页中的图版“46.沈从文致师陀手迹”，所录为沈从文致师陀一信的前半部分，本书“附编”中刘增杰的《心灵之约———友人书简中的师陀》一文又转录了此信的另外一个片断，注释中说这是“沈从文9月11日致师陀信，信末未署年，约为1979年”。“9月 11日”看来是原信写明了的，“约为1979年”则是一种谨慎的推断。据《沈从文全集》“附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中沈虎雏所编《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曾于1979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去兰州、敦煌”，“在敦煌考察三天”，而在这封致师陀的信中，沈从文说自己“昨从敦煌归京”，因此可以认定此信确是写于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