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全集》的主编刘增杰先生对沈从文此信的评价是：“在一定意义上说，沈从文的这封信，也许可以看做20世纪的一份历史文献。沈从文以自己生命的美丽滋润着师陀的心田。书简写尽了一个时期内知识分子在物质上、精神上的遭际，给后人留下了眺望一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窗口，由此可以进一步探询形成作家创作风貌的外部环境以及制约作家创作心态的内在心理动因。”(第585页)但是，沈从文的这封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沈从文全集》中没有收录，吴世勇的《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中也没有记录，看来还没有引起沈从文研究者的特别注意。而且，《沈从文全集》中也没有收录到沈从文写给师陀的其他任何信件，因此，这封信就成为目前所见到的唯一的沈从文致师陀书信了，对于研究沈从文和师陀来说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献。
刘增杰先生的那篇文章，此前曾经以《论师陀书信日记的文学史价值》为题发表过(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8期转载)，但是鉴于其重要性与流传的依旧不够广泛，特结合手迹与刘增杰先生的引文再次集中转引于此：
师陀老兄：前得从健吾〔?〕转致你的新书一本，□□如□故人□。因故迟复，望能原谅。昨从敦煌归京，得君赐信，欣知工作业已完全恢复，盼能不断 □□□新作问世。以弟经验而言，七W年被放逐于湖北双溪一山村孤独高岗某小学中经年，血压高达二百五十时，(低压也到一百五十，)依然满不在乎的干我经常的一切，(凡事一个不在乎的接受下来，)终于还是奇迹般度了过来。最有意思是大雨季房中积水成河(因住处较公路低些)，亏得住于附近七里的矿上熟人得知(多是故宫博物馆熟人)，同来抢救，直到挑去积水四十石，并把十来石熟土堵住了水口，且把两三担干草从茅屋上部入水处完全封闭后，我才免成了“陆地鱼鳖”。即使大灾大难已成过去，全房还是在泥淖中，无从行动，还亏得熟人又为取来百多块大红砖，连接铺在地面成个十字架式样，我才可由床上直达窗口，或向左去取小橱柜中的破书食物，向右走则直到末端那个有塑料布蒙住〔的〕唯一写字桌。写点什么时，总还是得点上煤油灯，打了把伞，才能进行，因为上面还居多有蒙蒙细雨从瓦隙间飘下，而下面则小蛙跳跃，十分活泼，我却依然用“和平共处”老办法，写了百十首《双溪诗草》。现在看来，也不免像是一种如梦奇迹!世人常说 “负了十字架前进”，我却踏着十字架式砖路，相当从容平静，过了大几个月日子，现在温习一下，倒真像是一种一生难遇的“奇境”!也可以说“命大”，因此还有机会眼看到林彪“四人帮”的坍台，彼此还能从通信中叙叙旧事。记得七二年冬返回北京经过北海后门时，曾作一小诗志感，写来聊供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