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里的世界不同于沈从文创作时代的战火纷飞。《边城》是一个理想而有真实的世界。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解读《边城》。希望大家喜欢。
解读《边城》：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 1988年5月10日)。
汪曾祺说：“《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
而《边城》这一篮玛瑙樱桃，是如何写出的呢?它的写作发表，又经历哪些故事?故事背后的故事又有哪些?
《边城》：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
一、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
《边城》最初连载于《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一至四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第十至十六期(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三日)，一九三四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一九四三年九月开明书店出版改订本。《沈从文全集》据开明书店改订本编入。
“边城”写的是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不是沈从文的家乡小城凤凰。沈从文二十岁时随部队移防川东，经过这里，见过用木头编成的渡筏，他在《从文自传》里特意提到这种渡筏，“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后还在我的记忆里，极其鲜明占据了一个位置。(《边城》即由此写成。)”括号里的话，当是自传校改的时候加上去的。沈从文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船，但那样的渡船，他跟汪曾棋说，平生只看见过一次，就是在茶峒附近的棉花坡。
写作《边城》的缘起，首先得追溯到作者在茶峒这个地方的经验。“民十随部队入川，由茶峒过路，住宿二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数次。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这些话，是作者一九四八年题写在《边城》初版样书上的一段文字的开头部分，这段文字作为《新题记》，遵照作者生前的要求，编入全集。
《边城》原有《题记》，但多数时候不被重视;一些作品选本在选《边城》的时候也只有正文，不选《题记》。《新题记》收入全集前没发表过，却含有关于《边城》创作的重要信息。
在上面那段话后，《新题记》接着写：“民二十二至青岛崂山北九水路上，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约，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此番情景，《水云》第四节有过交代：“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个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的，在未曾完稿的自传的一章《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他又有描述：“还是一次去崂山玩时，路过一小乡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的哭泣，形成《边城》写作的幻念。记得当时即向面前的朋友许下愿心：‘我懂得这个有丧事女孩子的欢乐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纯厚与爱好一样多一样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为人的善良部分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作为我给你一件礼物。你信不信?’”
《湘行散记老伴》回忆起作者刚当小兵时在沪溪县的一些事情，那时的伙伴有一个叫“傩佑”，看中了城街上绒线铺的女孩子，“那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脱胎而来。”十多年后重游故地，来到绒线铺前，一个叫小翠的女孩辫发上缠着一缕白绒线，她妈妈翠翠刚死了不久。“我被‘时间’意识猛烈的掴了一巴掌”。
《新题记》又接着说：“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
值得注意的是，《边城》的写作过程，因为中间插入回乡看望病危的母亲而中断。在返湘前，沈从文刚结了婚，既有世俗的名誉，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爱情。达子营新居还来了一位年青的客人巴金，沈从文把书房让给客人创作《雷》和《电》的前半部分，自己则在院中小方桌上，“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可是，母亲的病危使这温馨幸福的氛围不得持续。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启程返乡，这是他离乡十年来第一次回湘西;回到了北平不久，就收到了大哥信，得到母亲二月十三日病故，丧事也办了。续写《边城》是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后进行的。到四月十九日，《边城》写完，四月二十四日写成《题记》。
《新题记》最后总结说：“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以三百多字的《新题记》为主要线索，综合其他文本，大致可以探知是哪些人事，哪些因由，合在一起发酵、酝酿了《边城》。之所以要费力这样做，不是为了“考证”《边城》的现实来源，更不想把它“坐实”;同时也不是为了说明小说创作的方法，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说，他写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边城》的写作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些发酵、酝酿了《边城》的因素的性质：这些性质渗透进作品，在作品中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因而，对这些因素的性质的理解，也极大地影响着对作品本身的理解。
“闻杜鹃极悲哀”，“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碰见老者死亡，小女儿报庙招魂哭泣，想到把“不幸”和为人的“善良”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当年的“翠翠”已死，“小翠”又长成母亲的模样;“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创造一点纯粹的诗”;“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用不着概括，这些经验、记忆、情绪和思想的性质，就已经形成集中而强烈的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