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形象的“政治资源”
“我是生活美满完全的人，不知人情甘苦，然而即你的经验，你所谓的二十三年的苦日子，也不能证明人类是不爱的!”“谈别的你或不懂，而童年母爱的经验，你的却和我一样。”“自私自利的制度阶级，已在人类中立下牢固的根基，然而如是种种，均由不爱而来。”——《悟》
冰心是“五四”时期，挟新文学书写风气之盛，以女性这样一个一直在历史上处于弱势书写地位的性别面诸于世的。如果把冰心这样一个个体置放在“五四”男女青年知识分子写作中来看，冰心无疑具有新文化的立场与思想倾向，在文学中体现出来共有的特征之一，那就是“以母亲的名义书写无名的自己”2。本来写母亲的文本并非不寻常，不寻常的是，这时的母亲形象是被当做父权宗法统治形象的对立面出现的。绿绮曾经这样说：“在中国万恶的大家庭里，谁不感着痛苦，但我母亲感着的痛苦更大。”母亲的世界是如此温情、慈爱、任劳任怨、充满生机，但却历来无名无价值。荣宗耀祖的不是她们，制造人类历史与财富的同样没有她们。“五四”时期，家庭中年轻成员对封建权力产生的一切旧事物的决绝姿态，首先表现在对“天地君臣父子”秩序——父权制秩序的反叛与颠覆上。反映在文学书写上，就是“母爱”文本大量涌现，形成了文学儿女们联手抬出“母亲”形象的文本景观。这无疑是年轻人对父权之封建礼法、专制权威统治造成“祖国——母亲”苦难的不满，也是对自身所处体制现状的不满。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也许也是年轻一代反父权专制的一个策略，他们由此获得了反叛父权传统最充足的理由与力量。这些因素综合地体现在文学表现中，“祖国——母亲”相对于父权的历史体制与现实腐败便成为儿女们深情褒赞、怀念、渴望、理想的对象，譬如以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为代表的各种或象征或写实的“我的母亲”之文本。“母亲”作为父权的对立面，冰心的文学母爱主题无疑因顺应了“五四”主潮获得了其坚实的政治资源。冰心的切身情感体验与政治内涵的契合，使冰心的爱心文学较之以往的母爱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然性，从而更具社会震撼性与精神感召力。
而另一方面，在冷酷的父子血统同一与斗争的“国\家”历史系统之中，“母爱”常常作为“父子之争”中二者永在的维系纽带，而具有了她特殊的中介角色、地位与作用。她是“父子”这对矛盾中互相联系、相互转化的一面，是矛盾中积极否定的一面。换而言之，处在“国\家”历史、政治、体制的纠缠争夺之外的母亲——大地之母，似乎也成为人类情感的最后栖息地。她保留着人类源初与天地万物、宇宙自然生生和谐的宽广深沉之“爱”。在反叛权威、颠覆秩序的一片混乱狼藉之后，人类必定走向重整，渴望再生。“母爱”在这个层面意义上不仅是人类重获生命与情感，和谐与安宁的母体，而且对其具有弥合、疗救的功能。
冰心把具象的“母爱”上升到一个理念的高度，这个理念又反过来照耀着、充斥着冰心文学的每一个文本每一个具象的表现中。冰心无疑是这一特定时期“母爱”理念的最突出的代言人。一发表就获得强烈社会反响的《超人》就是其代表作之一。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何彬是现实——父权体制下——所造就的人物。这个人物冷漠、颓丧，毫无生机与生趣，是一个一望而知的病态青年;作为这种情状的对立面，则是由梦幻中母亲所构成的具有丰富情感、生机盎然的虚拟\理想中的世界，是她提供了她这个在现实中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儿子，在梦幻中回到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里面去的精神之源。何彬在“现实\父权”世界里与他在“梦幻\母爱”世界里判若两人的表现，他在前者的现实世界中所表现出的清醒的、有意识的人性沦丧与他在后者的梦幻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朦胧的、天然的人性复苏，构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显然冰心在这里把“母爱”有意识地置放在与现实抗衡并能改变现实的力量位置上。正因为主人公何彬心中还有“母爱”的一息尚存，精神领域中还有“母爱”对他的召唤与感染，僵尸般的他才有被拯救、被复活的希望与机会。冰心用圣经启示般的语言，借人物告诉人们“母亲与母亲是好朋友，母亲的儿子们也是朋友，互相牵连而非遗弃”(《超人》)。我们注意到的是，正因为冰心的“母爱”在“五四”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不仅是她个人的人生哲学，同时还蕴含着鲜明政治立场与理念，因之在冰心大肆宣“爱”的文学文本中，“母爱形象”不仅仅是直接以母亲的表象形象出现的。冰心将她母爱理念贯彻到她笔下的人物身上，常常象征着对现实的拯救与黑暗之中的光明，因之凡被她作为与父权制社会现实的对比或对抗力量出现的人物，一般都显明地具有了她这种“母爱”的特征。在冰心的笔下，体现这种“母爱形象”精神精髓的人物形象，可能是母亲，也有可能是妻子、朋友、兄弟姐妹、甚至父亲。在《两个家庭》和《第一次宴会》里，妻子就是冰心这种“母爱形象”的表现者。她们既是母亲化的妻子，又是现实中的或将来的母亲，她们同样具有母爱舒抚人心，为冰冷的现实带来“光与爱”的特征。在《两个家庭》中，作为父权统治象征的社会现实冷酷无情，人性的温暖只能来自家庭，而家庭的温馨和谐离不开妻子母亲的贤能与爱心。陈华良的颓废终致不幸正源自他在社会现实空间的碰壁不能在家庭生活空间里得到来自妻子的“母爱”抚慰与鼓励。三哥的幸福主要因为他拥有一个贤淑的妻亚茜，在这个家庭里，不仅没有夫纲妻目的封建性别差异，两性之间平等互爱，“红袖添香共译书”，而且母爱统率并滋润着这个家庭在艰难时世中生存与生活的勇气与力量。这正是冰心对传统理想家庭的现代理想之演绎。冰心把“五四”时代启蒙话语的一个层面与自己的救世之理念，在她的文学文本中十分理想化地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她的理想与追求。
《第一次宴会》里温甜的瑛，在对母亲之爱心的深切怀念中，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将一个乱糟糟的屋子整理得温馨可人，增添了丈夫的自豪和爱意，现代新东方女性的塑造和现代家庭模式的构筑，是冰心“爱心”之“光明理想”的落实。冰心以自己的一生境遇与体验证实了它的可行性，她一生的美满幸福是有目共睹的。这是冰心生命文本与文学文本交融共生的一个方面，也是冰心这个综合性文本魅力永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在《别后》中，我们看到了以朋友身份出现的宜姑其实也是个具有这种母爱特征的形象。宜姑虽然是永明家中的二小姐，但集精明能干温柔敦厚于一身，家中上下安排得周致完满，令“他”这个生活在无爱的环境中的孩子流连忘返，甚至把自己麻木了的姐姐幻想为宜姑一样穿紫衣的姊姊。宜姑就是“爱”的化身。在《海上》一篇中，“母爱”的形象甚至贯注到父亲身上。“呀!父亲来了……”“他斥责中含有慈爱的言词，也和母亲催眠的歌一样的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