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面对经典的诗学探索
《长恨歌》千年接受史，至清代三百年进入多元接受、诗学探索的更高阶段，这也是古代叙事诗批评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中唐至清末的评家约一百五十家。唐代包括陈鸿、白居易，仅见6家;宋代包括诗话、笔记、题咏、翻用等等，多达40余家，形成第一个高潮;金、元、明共30家;明代占25家;清代已见70余家，约占总数的一半，形成第二个高潮。这与白居易诗歌接受史的总体发展曲线基本一致。从接受形式看，除传统的诗话、笔记、选本、评点外，还出现以下三多：一是仿作拟作多，如梅村歌行之于香山歌行;二是改作规模大，如洪升《长生殿》之于白氏《长恨歌》;三是论诗绝句评论多，阅《万首论诗绝句》，专论白居易者共63家93首，论及《长恨歌》及《琵琶行》者，清代便有20首。论《长恨歌》者，有不少对诗旨与诗艺作了精当的阐发，如吴景旭诗曰：“钗留一股寄情多，谱出人间长恨歌。闲杀白家心自足，终朝放眼看嵯峨。”再如焦袁熙诗曰：“长恨歌成字字愁，不妨老杜并千秋。何人妄欲诛褒妲，地下诗人笑不休。”虽短短四语，多别具会心，足资谈助。
《长恨歌》清代三百年接受史的主要特点，是诗评家对这一叙事诗经典进行了多方面的诗学探索，并对前人围绕《长恨歌》提出的诗学问题作了理论总结。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这里择要论述三点。
1.“长庆长篇”与文人叙事歌行
对这一问题，清初贺贻孙《诗筏》论之最深，曰：“长庆长篇，如白乐天《长恨歌》、《琵琶行》，元微之《连昌宫词》诸作，才调风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写情事，如泣如诉，从《焦仲卿篇》得来。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正在描写有意耳。拟之于文，则龙门之有褚先生也。盖龙门与《焦仲卿篇》之胜，在人略处求详，详处复略，而此则段段求详耳。然其必不可朽者，神气生动，字字从肺肠中流出也。”贺氏对以《长恨》、《琵琶》为代表的“长庆长篇”这一文人叙事歌行文体特征的论述，可析而为四。
首先，此论表明“长庆长篇”或“长庆体”与通常所说的“元白体”或“元和体”不同，它特指元白以《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为代表的七言长篇叙事歌行。初见于宋末戴复古《望江南》词和刘克庄《后村诗话》的“长庆体”概念(注：刘德重《“长庆体”名义辨说》，《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由此得到了明确规定， 并为后世评家袭用。如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七言古学长庆体，而出以博丽，本朝推梅村”;张尔田《遯堪书题》评《梅村集》：“集中诸作，要以长庆体为工。”均指梅村拟白氏二篇所作的七古长篇。其二，“长庆长篇”不同于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文人抒情歌行，而是直接从乐府叙事诗《焦仲卿篇》得来;其基本特点是有鲜明的人物和完整的情节，全篇叙咏一个离合悲欢的感伤故事，所谓“其描写情事，如泣如诉，从《焦仲卿篇》得来”;而帝妃的爱情悲剧与歌女的悲凉身世，也成为“长庆体”常用的两大题材。“长庆长篇”与初唐歌行的不同，前人亦已见出;胡应麟《诗薮》、毛先舒《诗辩坻》论歌行源流，均认为崔颢“叙事坦直而真切如见”的《邯郸宫人怨》和《江畔老人愁》“为香山长诗之祖”，而非文极博丽、以道情为主的初唐歌行。朱克生《唐诗品汇删》曰：“歌行长篇，骆宾王《帝京篇》是也。元白二篇，艳称一时，然去古远矣。”虽含贬意，却也见出“借事抒情”与“描写情事”的文体差别。其三，贺氏认为“长庆长篇”又并不完全同于乐府民歌：“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正在描写有意耳。拟之于文，则龙门之有褚先生也。”按《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故“龙门之有褚先生”，即指西汉褚少孙增补《史记》。钱锺书《管锥编》评褚氏补文：“描叙佳处，风致不减马迁，而议论迂谬直狗曲儒口角。文才史识，两不相蒙。”由此可见，其“不及正在描写有意”，即不满意“长庆长篇”褚先生似的“迂谬议论”。然而，这正揭示了乐府叙事民歌与文人叙事歌行的差别。美国学者王清献将《长恨》《琵琶》与《孔雀东南飞》比较一段正堪移笺：“总之，文人作诗看来更多地倾向于根据他的情趣与哲学对事件作出解释，而不是通过严谨详实的情节来复述故事。在民间歌手中通常采用的是后一种写法，就像描写家庭悲剧的《孔雀东南飞》所显示的那样。”(注：王清献《唐诗中的叙事性》，《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其四，白氏原创的“长庆长篇”又有其必不可朽而为摹拟者所不及的，即“神气生动，字字从肺肠中流出也”。梅村歌行不及“长庆长篇”者，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