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卓然可传”与艺术生命的奥秘
从白居易生前“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盛况，到清人“一篇长恨夸风情，一曲琵琶说到今”的赞叹，《长恨》《琵琶》，盛传不衰;至清代更出现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接受高潮。面对此种景象，促使诗评家思考其艺术生命力千年不朽、愈传愈盛的奥秘之所在。除贺贻孙《诗筏》外，赵翼《瓯北诗话》卷四曰：“《长恨歌》一篇，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同书在评吴梅村诗中又稍作发展：“梅村身阅鼎革，其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事本易传，则诗亦易传。梅村一眼觑定，遂用全力结撰此数十篇为不朽计，此诗人慧眼，善于取题处。白香山《长恨歌》、元微之《连昌宫词》、韩昌黎《元和圣德诗》，同此意也。”综而言之，赵翼着眼于作品本身的内容与艺术：一是取题，即“有关时事之大者”;二是表现，即“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
3.“论诗须相题”与艺术本文的解读
“论诗须相题”是清人反驳宋人对《长恨歌》曲解误评时提出的艺术本文的读解原则。《长恨歌》写杨妃马嵬赐死：“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魏泰、惠洪指责白居易歌咏安禄山能使官军叛乱，逼迫明皇诛杀杨妃，有失君臣大体。对此，清初汪立名在《白香山诗》之《长恨歌》评语中驳曰：“论诗须相题。若讳马嵬事实，则‘长恨’二字便无着落矣。读书全不理会作诗本末，而执片词肆议古人，已属太过，至谓歌咏禄山能使官军云云，则尤近乎锻炼矣。宋人多文字吹求之祸，皆酿于此等议论。”可见，所谓“论诗须相题”，即围绕艺术主题，从“作诗本末”出发，从诗篇形象体系出发，不拘执片词肆议古人。此后，《唐宋诗醇》的编者立足《长恨歌》“作诗本末”的情节分析，为艺术本文的正确解读提供了实例。他们把全篇的情节发展分为四个部分，并对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过渡作了精辟分析。后来，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及至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均以此为据。
此外，清代评家还对“艳诗不废”与审美格调的追求、“诗文演法”与艺术原型的演绎创新等问题作了深入阐发。其实不只是《长恨歌》，《孔雀东南飞》的清代接受史也进入了诗学探索的新阶段，评家较集中地思考了古代叙事诗的美学特征问题。不过，这需要另文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