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古代中国文人心中有两种宗教，一个儒教，一个道教，后来又掺和了佛教。儒教主张入世，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就是他们的理想;佛道主张出世，追求无差别境界，堪破红尘、羽化登仙就是他们的理想。儒教是求官当官时用的，佛道教是失败被贬时用的。苏轼骨子里是儒教，在《前赤壁赋》里，心里挂念着：“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哪怕是被捕被贬，也没有忘记心中的美人，那个并不一定很圣明的国君。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心里，君就是国，不忘君，就是不忘国。由此可见，苏轼时时不忘儒家“兼济天下”的追求。
然而当想到自己功业未成，苏轼又流露出浓厚的悲凉，慨叹着“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种时候，道家的寻仙访道的思想又涌上了心头：“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在佛家的思想里，人的命运是早就安排好的，在失意之时，苏轼的心里也浮出了这样的念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一切顺从命运的安排，而这时只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才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佛家思想天地本是一体，物我本是一源，于见山见水中去大彻大悟，山水之中充满了禅意，充满了佛的智慧。走在黄州城外的苏轼这时就将所有的情感都寄于山水之中，去体会生命中的顿悟。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苏轼在这里说明的是庄子相对论的观点，莊子《德充符》篇：“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而“物与我皆无尽也”，则是佛家因果轮回的思想。月亮不停地盈亏，草木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所以“物”“无尽”。“我”怎么能“无尽”呢?佛家认为，生命完成了一次生死就如同月亮完成了一次圆缺。月亮不停地圆缺，生命也就生生死死，循环不止。既然生命和长江月亮一样是无穷无尽的，那么长江和月亮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生命又怎么会是短暂的呢?今生功业未成，还有来生。所以就没必要产生人生短暂、功业未就的悲伤，不如趁现在(今生)清闲无事，好好享受一下明月和清风。一想到这里，作者的心情自然就旷达了，因为佛家的思想使他解决了一个困惑苦恼的难题：怎样使有限的生命求得永恒?由此看来，从苦闷到旷达，这个思想的转变也渗透了佛家的轮回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