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迟子建，女，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漠河，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五百万字，出版单行本四十余部。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迟子建卷》《踏着月光的行板》，以及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随笔自选集》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和《迟子建作品精华》三卷。曾三获鲁迅文学奖，并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读读《额尔古纳河右岸》
《右岸》是对河畔鄂温克人生活世界的描述。
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在迟子建的笔下，鄂温克人的生活环境是美好的，
那里有美丽的天空大地山川河流，
“月亮周围没有一丝云，明净极了，
让人担心没遮没拦的它会突然掉到地上”;
也有美丽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
“驯鹿一定是神赐予我们的，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
看不到它们的眼睛，就像白天看不到太阳，夜晚看不到星星一样，会让人在心底发出叹息的。”
然而，额尔古纳河对生活在此处的人们的意义，
绝对不同于它对一个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为指南的外来旅游者的意义。
对于鄂温克人来说，这一片天地不是外在于他们的事物。他们不去刻意认识它，
也不刻意欣赏它。
鄂温克人原本就是河畔的一种原始存在，是额尔古纳河世界中的基本元素。
他们在此存在，于此获取最为源始和根本的生存体验。
他们在此出生。“我出生在冬天”，小说一开头就能够把读者拉近到那个特别的时空;
“在这样的风声中，母亲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不久，我的弟弟鲁尼降生了”;
维克特出生，安道尔出生，安草儿出生……
每一个鄂温克人一出生就已经是额尔古纳河这一片天地中的一分子了。
他们和这里每一个事物打交道。
他们看天上的日月星辰，并根据它们定时间;
他们喂养驯鹿，乘骑驯鹿，喝驯鹿的奶，用驯鹿来献祭;
他们与狼为敌，杀死狼或被狼杀死或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他们捕鱼，吃鱼肉，用鱼皮做服饰;
他们猎杀熊或被熊杀死;他们驯服飞鹰;
他们用桦树做房子，喝桦树汁，烧桦树皮。他们制作工具并使用工具。
男人用鹿骨制作簪子并把它送给心爱的女人;
他们制作桦皮船并在月明风清的夜晚乘着它去猎获“堪达罕”;
他们制作“恰日克”小夹子并用它捕捉灰鼠或山鸡并用美丽的山鸡羽毛为心爱的女人做裙子。
所以，对于鄂温克人来说，
额尔古纳河畔的天空大地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不是外在于他们自身的，
而是先天地成为他们生命存在的内在结构。
他们和额尔古纳河的一山一水相依存，与额尔古纳河的一花一木为朋友。
与额尔古纳河有着这样亲密关系的人绝不会破坏它、残害它，
当遭受瘟疫的驯鹿死去时，他们恪守着河畔的生态伦理，
挖很深的坑埋葬驯鹿以防瘟疫传到另外的乌力楞，绝不像文明社会文明人的以邻为壑。
他们从来不砍伐鲜树作为烧柴，
只烧自然脱落的干枯的树枝、被雷电击中的失去了生命力的树木，以及被狂风击倒的树，
而绝不像后来进驻山林的汉族人，爱砍伐那些活得好好的树。
即使是自杀的金德也不忍心连累一棵有生命的树木，
“因为他知道，按照我们的族规，凡是吊死的人，一定要连同他吊死的那棵树一同火葬”。
只有那些外来者，那些陌生人才破坏它、残害它：
“满归那里来了很多林业工人，他们要进山砍伐树木，开发大兴安岭了。铁道兵也到了，他们要往山里修铁路和公路，为木材外运做准备。从深山中拖出的木材，都被装在长条的运材汽车上，运到山外去了”，
“一条又一条的运材路被开辟出来了。开始时是用马匹往运材路上拖原木，后来拖拉机轰轰地开了进来，它比马的动力要大，一次可以同时拖十几棵原木”。
因此可以说，《右岸》对鄂温克人生活世界的描述体现了一种生态主义的价值观;
并且在当代，这种生态主义的价值取向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然而，生态主义的内涵是丰富的，
我们的“保护环境”、“爱护花草”、“珍惜森林”等口号只是对它的狭义理解。
《右岸》的生态主义价值观不仅体现在它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
更体现在它对人类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理解上。
从19世纪末到今天，
尼采、海德格尔、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德里达等伟大的思想家们
一直在对现代文明进行不断的反思。
他们认为现代文明最大的弊病之一就是“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不但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趋同性和单调性上;
更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占据绝对优势的现代西方文明在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
对人类文化和文明多样性无情破坏。
和谐的自然生态是不同物种的共同存在，
和谐的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也应该是多种文化和文明的多元共存。
毫无疑问，像鄂温克这样的民族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一直是弱势群体。
他们从来没有占据过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
不但如此，他们还在所谓的现代文明进程中不断被边缘化，
以致最终消失在这种文明进程中。
迟子建选择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群体作为描写对象首先是选择了一种立场——边缘立场;
这个边缘立场使《右岸》能够以一个冷静的“他者”眼光对某些事物重新审视，
非常有利地表达了它对人类不同文明和文化存在的生态主义理解。
在《右岸》中，人类文化生态被无情捣毁悲剧既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上，
又表现在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现代城市文化强大的同化能力上，
这一现象最为典型地体现在“我”的孙女伊莲娜身上。
伊莲娜每次回到额尔古纳河畔的山林里时
“都兴冲冲的，说是城市里到处是人流，到处是房屋，到处是车辆，到处是灰尘，
实在是无聊。她说回到山上真好，能和驯鹿在一起，晚上睡觉时能看见星星，
听到风声，满眼看到的是山峦溪流，花朵飞鸟，实在是太清新了”。
然而她这样过不上一个月就会
“嫌这里没有酒馆，没有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书店，
她就会酗酒，醉酒后常常冲自己未完成的画发脾气，说它们是垃圾，
把画扔进火塘里毁掉”。
当她自以为彻底厌倦了工作、城市、男人回到河畔后不久，
她又会情不自禁地带着刚完成的两幅皮毛画进城，
“她那样子，就像要给她的两条狗去找个好主人”。
除此之外，以现代文明为绝对优越的人们对鄂温克人民的“善意”骚扰
也是对人类文化生态破坏的一种力量，
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当地政府为鄂温克人建立定居点，
这实质上是在“善意”的目的下对鄂温克人特有生活方式的无情取缔。
当“我”对下山定居投反对票后，当地乡长特意来做“我”的工作，
“他说我们和驯鹿下山，也是对森林的一种保护，
驯鹿游走时会破坏植被，使生态失去平衡，再说现在对于动物要实施保护，
不能再打猎了。
他说一个放下了枪的民族，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一个有前途和出路的民族。”
一种对鄂温克人生活方式的蔑视不言而喻。为了一种自以为文明的现代生活方式，
以“乡长”为代表的“文明人”
抑制不住救别人于水深火热的救世主式的“崇高”心情
对额尔古纳河右岸鄂温克人的生存方式横加干涉。
他们的干涉行为因自以为是的崇高动机而显得魄力十足顽固执拗。
他们立志要对鄂温克人进行改造。
除了战争和屠杀，“乡长”式的现代人是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最大杀手。
然而，更为可怕的是某些鄂温克人自愿放弃自己的独特文化，
“我”的女儿达吉亚娜就是其中的一个。
“达吉亚娜开始为建立一个新的鄂温克猎民定居点而奔波。
她说激流乡大偏僻，交通不便，医疗没有保障，
孩子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不高，将来就业困难，这个民族面临着退化的命运。”
小说对这一现象的表现无疑是具有深意的，体现了小说作者的思考深度。
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做代价的。
从这点看，无论是发达的第一世界还是不大发达的第三世界，
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其态度是惊人相似的。
好像不这样的话，就是不进步、不文明的表现，
这种共性的心理定势和思维是非常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