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在切身亲历的创伤体验与生命感悟中书写了底层生命个体苦难的生存现状，寄寓了对背负悲剧的边缘者深切的同情，表达了其深沉而博大的悲悯情怀。
在当代文坛中，迟子建自成一家，别具一格，不归属于当代文学史中的任一流派。出生于北国苍茫大地的她坚定地将目光投向她所生活的那片黑土地上，执着地抒写着故土家园的山水风物，探寻着人生的诗意与温存，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地域题材和温婉细腻的创作风格。在对社会人生深度的开掘上，迟子建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体现在其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就是用理性而沉静的笔触叙写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以平民视角来关注和透视底层民众的心灵情感，展现了其民间写作的立场追求。小说通过书写弱势的生命个体和群落在乌塘这个矿难频繁的小镇中生命的律动，表现弱小生命在难以预料的灾难和无法抉择的命运面前的无助与挣扎，最终昭示现实的残酷与命运的无常，表达了作者于悲天悯人情怀中对残酷现实与社会的控诉。
一.悲悯的情怀直面现实
当今中国身处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贫富悬殊加之社会阶层分化已然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而其中的弱势群体面临的生存困境尤为值得我们关注。现实的紧迫性和作家的良知坚守，“促使迟子建从对乡间平和自足生活的追忆与怀想中走了出来，转而直面现实，书写当下，将底层的痛苦、冷峻的事实，推向了小说叙事的前台。”[1]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迟子建以一个心灵受伤的女性知识分子的视角为我们讲述了底层大众被遮蔽的生活之痛，表现了弱小生命的脆弱与无助，表达了作者对底层平民苦难生存状态殷切的关注，寄寓了对背负悲剧的边缘者深切的同情。
小说的故事层是由女主人公“我”的旅行经历所串联起来的，“我”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不幸遇难，为排遣丧夫的巨大哀恸，“我”决定独自一人前往三山湖旅行。旅途中因山体滑坡，列车在一个盛产煤矿的小镇乌塘中途停靠，“我”由此得以目睹了底层生活真正的残酷。在这个空气污浊、终年极少看见蓝天白云的矿区小镇上，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生活之痛：矿工妻子蒋百嫂独自承受着丈夫死亡而无法入葬的秘密;民间艺人陈绍纯因历史原因的迫害而酝酿成凄婉悲凉的歌声以及由此致使亲人对他的生疏隔阂;摆早点的小摊贩被连襟当卫生局长的庸医治死老婆却诉诸无门;卖扫帚女孩因生活的困顿和窘迫而破灭的大学梦想……在这一连串看似琐碎实则紧密相连的人物事件叙述中，迟子建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带领读者逐层深入，如抽丝剥茧一般将矿工蒋百失踪之谜逐渐解开，而最后的真相竟比“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都更黑暗——早已死于矿难的蒋百不得安然入葬却被冰封于冰柜之中，让读者在震惊、愤怒和悲叹矿难最残酷的现实一幕之余，思索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诸多严峻问题。“完美批评”的代表人物李建军博士在评价这篇小说时说过：“迟子建没有停留在过度个人化的叙事语境里，而是极大地超越了一己的悲欢，深入而真实地叙写了乌塘镇可怕的生存现实，从而使她的这部小说实实在在地成了‘底层叙事’。”[2]
在传统的反映底层生活的文学作品中，一些作家习惯于用沉重而充满哀怨气息的文字去刻画苦难、渲染悲情，“这种过多的苦难叙事遮蔽、简化了社会原有的真相，达不到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艺术穿透力。”[3]而迟子建显然是超出了这种固有模式的苑囿，她怀着温润的情感来体会，秉持民间立场来表达，既不刻意回避社会现实残酷面的抒写，同时又以一种超常的执着给予苦难与不幸浸润中的底层民众以同情和谅解，并以此来表达对苦难生活的质疑和拒绝，充分展现了一个文学家的责任和良知。“渲染残酷和黑暗，表达恐惧和仇视，这是别人的嗜好;自忍大恸，紧抱怀念，有所原谅，这是迟子建对命运之错的宽解和慈心。”[4]从始至终，作者的叙述都绝少声色俱厉的文字，即使在最后的真相揭露之时，当真正的地狱情景呈现在“我”面前，作者也没有呼天抢地，歇斯底里，而是一如既往地宣泄着胸中的悲悯情怀：“这种时刻，我是多么想抱着那条一直在外面流浪着的、寻找着蒋百的狗啊，它注定要在永远的寻觅中终此一生了!”(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极淡然的笔调写出的是极锥心的痛苦，因为洞彻了属于蒋百嫂的“黑夜之痛”——在强权的威逼利诱之下而让自己永坠黑暗与痛苦之中，那种源于内心、发自肺腑的对不幸者的怜悯与同情因而也愈加深沉。
也许作者清楚地知道，描写底层现实、揭露社会黑暗并非只是为了鞭挞和批判，对生命个体给予权利上的尊重和情感上的关怀才是作品的理性升华，才能使其获得恒久的艺术魅力，也才能真正意义上担当起文学应有的使命。正是这种对于苦难中人的心灵情感的深度观照与理性把握成就了迟子建的小说,其作品里洋溢出的人性温暖与悲悯情怀获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