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宗教情怀下的温情慰藉
文学是一种对世界的个人生存体验方式,人性是其表达的观念之一。文学是“以审美为导向的生存体验,不是单纯的认知,而是饱含着情感的精神活动”。对人的普遍关注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对世事艰辛的哀叹和对人民疾苦的怜悯是文学所体现出的共有的悲悯情怀。“文学正是因为它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它的基本属性之一,它才被称为文学,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人类几乎离不开的意识形态的。”迟子建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悲悯意识的作家,“我认为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的精神活动”。这种悲悯意识体现在她对底层人民的关注,对人性丑恶的宽宥,对苦难人生的同情与慰藉,因此作品流露出温情脉脉的情怀。
在迟子建文学世界的人物谱系中,农民、城市打工者、小城镇普通老百姓占据重要的一脉。《亲亲土豆》中的秦山夫妇只是礼镇靠种地为生的普通农民;《踏着月光的行板》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儿从乡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夫妻;《福翩翩》中的柴旺一家所在的县城的城西,“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平房”,这些人都生活在底层,在迅速城市化的当下,迟子建以一名作家的道德感和人性意识抛开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来书写普通百姓的悲喜人生。文学在表现人性时所持的立场能表现出作家的思考深度。温情叙事并不能代表迟子建就是一位纯粹的人性善论者,“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人都是处在这么一种尴尬状态中:既不是大恶也不是大善,他们都是有缺点的好人”{12}。在迟子建的作品中不乏对人性恶的展现,这种恶不是纯粹的恶,是一种与善交融的状态。《花(牛亡)子的春天》里曾给女人带来无尽的苦难的花(牛亡)子实际上再也找不回自己的“春天”了;《雪窗帘》中连“我”在内的所有对老妪寄予同情的人却仍然眼睁睁地看着她在卧铺车厢里坐到天明,这种温情叙事背后对人性的考量是更为深刻的。在平淡的叙述中可见作家温厚和热切的期望。而对人性善恶的揭示和表现并不能说明什么,重要的是对待这种善恶的态度。哲学家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个世界,而文学家在审美地展现世界之后则会更多地表现对待民众疾苦的同情和安慰。迟子建本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从不担当道德的说教者,更不做夸张的描写,而是用文学创作的方式温暖人心,慰藉灵魂。这种悲悯情怀是一种大爱,它一方面来自于作家执著的文学信仰,如施战军所说是一种“独特而宽厚的人文情怀”,一方面则来自于她的宗教般的情怀。这种情怀是对苦难的包容,是一种深沉的情感力量和深邃的思想,给人一种精神震撼的力量。《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妮浩萨满因此能够在忍受亲人的接连失去而依然去挽救他人,表面看起来温情脉脉,而实际上它所体现出的悲剧感仍是十分强烈的。主人公生活的痛苦与艰辛并不能影响他承受苦难、善待他人的情怀。这是来自民间的生生不息的崇高力量,也是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
文学的人类苦难意识既有宗教因素,也有哲学内涵,文学对于苦难的表现因其观念形态的形式而凸现了人在形而上层面上的哲学思考。文学是迟子建关怀人生、担当责任、表达内心世界的一块自留地,温情叙事则是她耕种的一种方式,是她对待人生的态度和面对苦难的处理方式。在市场商业化大潮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体现着作家对文学本质的坚守,同时也是文学本身所散发出来的理想光辉。迟子建的温情叙事就是一种方式,立足于作者本身,我们发现温情叙事是作为作家的迟子建的创作个性,在温情中透视苦难,让人在辛酸中见希望,感受到生命的尊严,从而获得清醒的自觉,达到生命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