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不是他变了，而是整个村庄、整个时代都变了，以前千百年相沿成习的道德伦理，在外部世界的冲击下逐渐崩溃了，外出的男人在外面染上了坏风气，村里的女人则在外来男人的冲击下沉沦，而在乡村伦理崩溃的过程中，只有花牤子一个人承受着压力，这样一个喜剧性的人物在小说中逐渐变成了一个悲剧性人物，他以个人的坚守质疑着时代变迁的合理性：如果经济发展以破坏日常伦理为代价，以男人和女人们的堕落为前提，那么这样的“发展”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呢?如果不是，我们需要怎样的发展，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呢?这样的问题，由一个以前像花痴一样的人提出，实在是发人深省并具有讽刺意味的。
这是另一个“春天的故事”，它让我们离开“春天”的幻觉，反思中国农村的现状以及3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从而去接近新的春天。而这一切都是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作者对人物与故事的准确把握，对语言的娴熟运用，使我们既可以深思，也在艺术上得到了美的享受。
（《花牤子的春天》，《佛山文艺》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