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超越自身 兼济天下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过着“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活。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只要“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悲天悯人的情怀，超越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贯穿如一。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强烈的忧国忧民责任感已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
宝应二年(763)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脱口唱出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以为社会安定有望，自己也有希望回到洛阳。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五、“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病体沉疴 家国为念
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大历元年(766)秋作于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县)的《白帝》：“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描写白帝城暴风骤雨的景象，给读者展现一幅凄凉萧索，满目疮痍的秋原荒村图。通过这样的环境的描写，表现了杜甫对国家动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沉郁的忧愁与哀思。在飘零的人生旅途中，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人民，内心无限悲哀。流露出与生俱来的忧国忧民不忧己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
其间，杜甫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再加上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他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居无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在船上度过。大历五年冬于贫病交加中死于湘江舟中，终年59岁。“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临死前，他仍在忧虑，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中还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诗句。虽病体沉疴，仍以家国为念。
杜甫的诗里也有一些表达亲情友情和对自然热爱之情的作品。《月夜》、《月夜忆舍弟》以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等等，代表了杜甫另一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小生灵的热爱和对家人朋友的挂念。
杜甫生逢安史乱前的全盛时期，目睹了危机潜藏但仍繁华豪奢的开元盛世，在安史乱中颠沛流离，亲身体验了战乱给民众带来的血泪苦难，中晚年又目睹了唐王朝衰落的开始。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的忧患意识家国情怀是他对自己国家高度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对后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岳飞“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延续。读来令人热血沸腾，激发出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这些人文精神正是构建和谐社会不竭的精神力量的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