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郭沫若抗战前并不相识，二人结怨，确切地说是由于一块完整的乌龟壳。
1927年8月，郭沫若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流亡日本，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归国。
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当郭沫若准备编纂后来号称“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卜辞通纂》时，在日本蜗住的小黑屋里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神情大振。他意识到史语所中人的厉害，同时壮起胆子致信董作宾和李济，恳求一观大龟四版的全份拓片，以为自己著述作参考。
所谓的“大龟四版”就是一个完整的大乌龟壳，从表面上看分成四大块，每一块上都刻有文字，因而有“大龟四版”之俗称。
此时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国民政府正在通缉捉拿的一名政治罪犯，是蒋钦点的反革命分子，而史语所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后直接隶属总统府)，其水火不容的政治关系可想而知。李济与董作宾接信后，觉得郭氏尽管在政治上与国民政府有所冲突，但在如此艰难处境下，尚能坚持研究艰涩的古史与甲骨文字，颇值得同情。
于是，经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缉之嫌，甘冒通共连敌的政治风险，以最快速度将大龟四版和“新获卜辞拓片”寄去，信中特意说明此拓片尚未发表，仅供参考而已。董作宾头脑一热，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