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版之多，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
对于赠送郭沫若拓片的这次“没齿难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于怀，李济后来在重庆见到郭沫若时，也在非正式场合告诉对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要拿别人当傻子!”但没有作更多的讨伐，当然也没有主动与其来往的兴趣了。
与李济大不相同的是，董作宾由于深受郭沫若“凿破鸿蒙”、“拍案叫绝”、“高宜”与“卓识”等等拍马溜须的刺激，对郭沫若本人却一往情深。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关系趋于缓和，原来的“反革命分子”又变成了革命的一员，郭沫若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国，并出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董作宾得知郭沫若在重庆任职的消息，主动去信与之联系，等待着亲赴重庆拜访的机会。1942年4月，傅斯年因身体不适，委托董作宾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并一道办理史语所书刊印刷与合作社购物等事宜。借此东风，董作宾一到重庆，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开始了甲骨学“二堂”的历史性会晤。
在李庄的傅斯年得知此情，大为光火，立即给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去信，满含怨气地说道：“彦堂此行，旨在可谓胡闹之至……彼到后只是演说，访友、寻友(例如郭沫若处，彼能去三次)，而公事置之不问也。”
这是傅斯年对董作宾不满之牢骚，也是对郭沫若的轻视之态，但事已至此，任傅斯年如何咆哮也无力阻止。而沉浸在言欢晕眩中的董作宾尚未意识到，几年之后，他将被这位“神交十年”的朋友指斥为“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的“妄人”一个。尽管中国有文人相轻的恶习，但郭、董的交恶，实在不是一个“相轻”就可解释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