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郭沫若走得更远，更“快”了。6月28日，“反击”右派刚刚拉开序幕，郭沫若就在报纸上发表了如此言论：“可能还有人这样问：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言者又有罪了呢?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无罪的言者无罪，有罪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188页)
真不知这是郭沫若在谴责右派呢，还是在极力地说服自己。转过头来想，章罗等人被打成右派，也只有从这个角度讲才能自圆其说。《“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的作者冯锡刚在此处评论说：“郭沫若这样的解释干脆倒是干脆，但等于是取消了这句古训。”(188页)
郭沫若在那一阶段说的以下一些话，是否真心呢?他认为，知识分子这几年不是自由民主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因而个人的努力放松了”;“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因而没有建立“统一意志”，没有学好马克思主义。作者冯锡刚的看法，这是郭沫若“一段颠倒是非的文字”。(191页)
但我认为郭老的如下表态却是出于真心的。他说，文艺创作“没有体力劳动那样艰苦”，而“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的母亲”，因此“五十多岁”的脑力劳动者特别是文艺工作者，都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他的意思也就是接受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改造，才能“脱胎换骨”。(188～193页)联系到文革初起，郭老公开宣布要把自己以前的作品全部销毁，人们会问：一个对改造思想如此真心实意的知识分子仍然改造不好自己的思想，一个拼命紧跟伟大领袖的虔诚追随者仍然追不上领袖的步伐，这个“改造”还有意义吗?是改造本身错了，还是改造的内容或方法错了?是跟随者的步伐太慢，还是领路人的路向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