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结合中国古典诗歌看待《女神》的“西方形象”
尽管《女神》中的西方元素脱离了现实生活，但是它们并不缺乏文本意义。郭沫若诗人会在诗体中有意地安排和点缀一些西方词语，创造一个浓郁的西方文化气息。他的创作给人一种非常明显的意图就是要通过这种表述，让拜读的人们能够从中明显的感受到“西方形象”，展现出西方文化的大概框架。如果对西方文化知识不了解的人们，就会在读《女神》的时候特别吃力，需要之前做好功课才能更好的领悟到诗集女神的独特与浪漫。这与我们中国的诗风是截然不同的，结合中国古典传统诗歌看待《女神》，更透彻地理解作者的意图：
(一)从中国诗歌的核心意境看待《女神》西方化。我们从小到大，读着古诗长大，从汉代到宋代，到明代，再到清代，尽管中国传统经典诗歌一直在改变，但是中国诗歌意境却总是离不开一些原始不变的元素。中国诗歌更倾向于寄情于景，任何的事务都离不开外景的衬托。清泉流水、小桥溪流、寒江渔翁这样的清丽的景色，要么就是芭蕉叶雨、枯藤老树、大漠孤烟这样的凄厉的风景。总而言之，中国的诗歌意境离不开大河江山的封建文明的物像，包含着古老社会的经验流传，传达很多古代特定背景下的情感。相反，《女神》中的西方元素，更多的是引用了西方的智慧结晶，但它们并不是主角，是郭沫若用来丰富和释放情感的有力工具。这些西方意象承载着多方面的西方文化，有西方拼音文字、也有西方改革英雄、西方神话诸神、还有西方地理文化知识，他们被零碎地加入到诗体当中，起到一种绝妙的点缀和修饰作用，带给了诗歌不可代替的活力和生机。读了《女神》会让人有耳目一新的体会，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旧式诗歌的原貌，给人们展示了一副活灵活现的西方图案。它给人传达了西方的文化，包含着一种西方近现代价值观，将多方面的西方意象汇聚成一个整体的西方形象。
(二)从《女神》的中国性意象看待《女神》西方化。郭沫若对西方世界缺乏实践性的认识，只能通过书本上来认识，这难免会影响郭沫若在诗歌中的创作，不能够更深刻自如地表达他的西方元素。他将西方意象安排到他的诗歌当中，尽管创意独到，但相比到郭沫若运用到中国性意象时，就很容易突显出他在运用西方意象时的不自如。《女神》当中的中国性元素大多来自于郭沫若本人的经历，他对于自身的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它们在诗中能够让人不仅看到表象，而且能够深入地体会到更深层次的本质，让人不觉惊叹诗人的用心良苦，郭沫若让他诗中的人物具备强烈的自主意识，表现自我，女神也好，共工也好，牧童也罢，都能够大声唱出宣言，让人听得出肺腑之言，没有切身的经历又怎能够散发出如此深刻的语言魅力。“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就如《女神之再生》的女主角，大步行走在自由之道上，大声呐喊“我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颇有张扬自我的风范。总之《女神》中的中国元素，郭沫若能够操控自如，让他们像活人一样具有自主意识，自主能力，传播一种能量。相反，郭沫若对于那些西方意象，不管是人还是神，更多带有一种仰望的姿态对待他们，毕竟他们只是从书本中间接地获取到的知识，已经成为一种标志的符号或者概念存在，郭沫若并不能让他们变成活灵活现的人物。某种意义上，他们变成了作者抒情的对象。作者在诗集里表达对他们的言说、赞美、倾诉。《女神》中涉及到了很多西方知名人物，他们是林肯总统、爱尔兰的诗人、诗人惠特曼等覆盖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领域的佼佼者。郭沫若对于他们，用得比较多的感叹词是“啊啊!”，《晨安》中运用到了“晨安!爱尔兰呀!爱尔兰的诗人呀!”、“啊啊!惠特曼呀!惠特曼呀!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呀!”让我们更多的是感觉到作者对他们的崇敬和感叹。《电火光》中也有一段赞美贝多芬的诗句，作者甚至还用上了英文单词，通过询问的方式，倾诉的方式、描述的方式，发感叹的方式把对贝多芬的感情尽情地抒发出来，但仔细体会就会发现郭沫若可以地控制了《电火光中》整体的节奏、内在情绪。有点遗憾的是，《女神》这样绝美的诗歌当中，贝多芬、林肯、惠特曼等名人并没能真实浮现他们自身的行动力量和言语逻辑，更无法深入体现伟人们的傲视群雄的智慧力量。他们已经被郭沫若“木偶化”了，该出现的时候出现，该回避的时候回避，让人感觉“工具化”。以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中西意象，《女神》当中，我们中国女神以“我”向世人宣告对社会的看法，自主地抒发自己的意愿和意志，发表创造新世界，拥有自由的动人宣言。而西方的伟人、神明则被放在一定高度，被郭诗人赞美和景仰，没有任何的自主形象，抽象化地出现在诗人的笔下，这样深刻的差异对待，体现了作者对中西文化的不同理解，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