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谈家桢有一个“怪癖”，为了喂养实验室里的鸟儿，这个燕京大学生物系研究生，总是半夜两三点钟起来抓虫子。
这个“怪癖”，给他的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至于在谈家桢的毕业纪念册上，有人悄然写下了一句话：“中国的摩尔根［注：托马斯·亨特·摩尔根（ThomasHuntMorgan，1866~1945），美国遗传学家，现代实验生物学奠基人］这本是一句玩笑话，却在不久后成为事实。因为一篇生物学的优秀论文，谈家桢进入了美国摩尔根实验室继续深造，并在3年后拿到博士后学位，成为这个领域第一个拿到最高学位的中国人。
在他1937年学成归国前，导师摩尔根对这个学有所成的中国弟子说：“我很高兴地看到，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超过了我。但我还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超过我，也能够超过你。”
不过，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炮火之中。谈家桢所任教的浙江大学生物系，一路颠沛流离，内迁至贵州湄潭的唐家祠堂中。
在这个破旧的祠堂里，这个长相英俊、为人和气、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年轻教授，开始了他对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奠基工作。在宁静的夜晚，昏黄的煤油灯下，他和学生们使用着最为简陋的显微镜，进行着果蝇和瓢虫的染色体观察研究。
在这一时期里，谈家桢培养了数十名研究生，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生物学和遗传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有后人曾感慨：“唐家祠堂半夜里的一缕微弱灯光，岂不象征着使中国避免在科技领域中出现断层的一点火种？”
在后世许多弟子的回忆文章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谈先生的办公室书橱里，除了摆放着满满当当的书以外，最多的就是他和弟子们的合影。对学生们来说，他的悉心启发、真切鼓励和倾力扶持，是一生都难以忘却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