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先生的一个学生至今还记得，当年他的第一篇论文完成，但由于学习的外语是俄语，论文的英语摘要成了大问题。谈先生认真修改了他的论文，并把摘要重写了一遍。之后半年内，6所海外高校来信，索讨单行本，其中包括大英博物馆。
学生心里明白，没有谈老近400字流畅专业的英文摘要，国外学界不会有人在意中国学生的作品。更想不到的是，这篇经谈先生悉心指导并投入大量心血的论文，在作者栏中只有学生的名字。谈先生接受致谢，但不同意共同署名。
其实，这在谈家桢看来，只是一个老师应尽的本分。晚年的谈先生有个习惯，只要学生有论文发表在世界顶尖的科学杂志上，就会马上复印下来，把它嵌在镜框里，挂在自家的墙上。他曾自言：“吾别无所求，终生之计，在于树人。”
2005年，在离世前3年，谈家桢在为复旦大学百年校庆致海内外校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希求我的学生以他们的学识服务于社会，贡献于人类。在我古稀之年，眼见我的学生……以他们的创新精神走在生命科学的最前沿，作出了为世人所公认的成就，我为之感到兴奋。”
不过，却没有人能够数清，谈家桢一生究竟教过多少学生。最早的一批“谈门弟子”，如今都已年过九旬。一个现今国内生物学的权威曾这样说过：“国内但凡有学生物学的地方，你总能找到与谈先生有关的人。”
学生眼中的谈家桢，是一个和蔼可亲，没有架子的长者。在他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时，有一次进电梯，一群学生也正好进来。学生们在这位德高望重的校长面前还有些腼腆，可谈校长却率先打起招呼：“你们好吗？”
学生们私底下总是直呼他“谈老头”。有一次，一家电视台来拍摄有关谈家桢的纪录片，许多学生闻讯后都不请自到地赶来帮忙。谈先生不在场时，这些旁人眼中的学界大腕，一口一个“谈老头”，商量着如何做拍摄前的准备。 进场的谈家桢恰好听到。“叫我啥事啊？”老先生微笑地问道。
这群已过中年的学生便耸耸肩膀、做个鬼脸，朝他笑笑，老先生就像“一位撞破了孩子的调皮又觉得无伤大雅的家长”，淡淡一笑，转身慢慢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