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贞元18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已从魏晋始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抗颜为师，并做《师说》，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柳宗元评论说：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而韩愈作此篇的目的在于阐述师的作用，师的职能，从师的必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全文通过批判耻于学师，废弃尊师重道传统，看不起百工技人的社会现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带有民主性精华的教育思想。毋庸置疑，韩愈在当时引来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非议，可是他依旧顶着世人鄙薄的眼光及压力，坚持着自己的为师之道。韩愈的人格魅力也就在于此。
总而言之，韩愈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文人。他的一生一直是以天下为已任，始终奉行“达则兼济天下”，似乎从来也没有甘心“穷则独善其身”的地位。所以，他虽然遭到被贬山阳令和潮州刺史等几次重大打击，然而并不恢心颓废，报国之志不流，仍然关注人民的疾苦，他既有非常伟大的超乎常人的一面，又有敢于为天下先，敢于言常人所不敢言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伟岸气节。韩愈一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而韩愈的政治品德，是儒家师徒的基本内容，使其成为一代师表，他在文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及才华使其教育思想大放异彩，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前导。他的教育思想流传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学习、研讨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