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择《红楼梦》作为新中国政法启蒙的切入点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时胡、蔡关于《红楼梦》的论战在他青年时期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在那个论战中，新的思想战胜了旧的，而在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坚信共产党人缔造了更为进步的思想;另一方面，出身于农村的毛泽东非常了解中国大众的文化需求，通过小说家喻户晓的阅读来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和政法理念，是最容易生效的启蒙途径。于是，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发动了在文艺界的思想清理，紧接着《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1954年，两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上发表了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李、蓝二人是在新中国饱受革命意识形态熏陶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回到了五四以前《红楼梦》未竟的反封建道路，并熟练地运用了马恩观点和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将《红楼梦》的反封建推演到更具有新时代的意义，《红楼梦》被定义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反封建杰作：
正如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时所说的：“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曹雪芹也正是以这样的胜利写出了伟大的杰作《红楼梦》。59
李、蓝认为俞平伯的自传说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和阶级观点，贬低了《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封建贵族家庭的叛逆者”，超越了他们自身阶级的局限，“尽管他们的恋爱和生命的结局是悲剧的，但他们却以此向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表示了抗争。他们的思想已开始从原阶级的思想体系中分离出来，向封建礼教发出了抗议”。60《红楼梦》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对于封建社会罪恶的揭露具有空前的深度和广度，“涉及到几乎封建制度的全部问题”，61《葬花词》是林黛玉悲剧性格的颂歌，“充分显示出林黛玉的叛逆性格以及同腐朽的封建势力不妥协的勇气和决心。”62最后他们作出了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