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出现了《带灯》，我很惊讶，这是贾平凹先生试图回应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当我对他进行这么一个历史性的解读，本身对历史的解读就是有历史的，他是怀着对今天中国农村非常朴实的想法，对历史本身的对立有感应，一种真实的感应，这种感应当然是因为我们本身历史文化的一种视角，但是确实是真实的，有现实感和历史真实感的，是结合在一起的。《带灯》出现一个正面的、积极肯定性的人物会让我想起梁生宝，想起《艳阳天》的萧长春，想起村里年轻人的人物。但是带灯在今天所面临的乡村，他的选择，他的结果、困境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在那之后，我觉得他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写作，一个历史，一个现实，一个历史一个现实……你看，《秦腔》是现实，《古炉》又到了历史，《带灯》是现实，然后《老生》又到了历史。《老生》也是为了还20世纪历史之愿的。我们对20世纪历史有无数遍的书写，但是贾平凹还是有胆量，还是有他的手笔去书写20世纪的历史。这次他拉出一个百岁的老人，老生，他这个构思也是很独特的。所以可以看到，他的笔法具有一种风格，我称之为是一个晚期风格(晚期风格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理论)。
这样经过一个漫长的梳理才能够回到《极花》，在贾平凹那么多作品当中怎么评价《极花》?它显得比较单薄。我说，大手笔有时候不需要写那么厚，天才不需要写那么厚。厚也可能是好作品，大作品，《追忆似水年华》那么厚，但是薄的作品，大家看一看，这几年获的诺贝尔奖，很多小说就是薄薄的，七八万字，你看他的作品，写得非常好。……莫迪亚诺《暗店街》都是十几万字的作品，他21岁写的《星形广场》就是五六万字，那是天才之作，那个手笔不知道高出别人多少。《极花》放在西方那是很厚重的作品了，大家觉得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像一部插曲，像一部变奏曲。其实我挺欣赏《极花》，像苏童写的作品，很多人不理解，我非常欣赏那种艺术上的构思，我觉得中国作家最不能解决的结构的问题，小说结构的问题，如果说你在结构上考虑的话，你在笔法上考虑就不需要写那么长、那么厚重。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今天会对写得很厚的作品有一点怀疑。所以我很欣赏《极花》的节制和精简。像贾平凹这种大作家，不必要写那么厚。
贾平凹先生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非常强大的现实感，这个现实感不止是说现实当中发生的问题，而是这种现实感的强大。《极花》确实有一种慈悲之心，但是还有一个更宽的现实的考虑：整个是要关切乡村中国，不止是城市妇女被拐卖的命运，拐卖妇女这么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或者刑事犯罪，而是这么一个乡村中国在今天的生存状态。为什么会导致乡村出现那么多的残酷的、惨烈的事件?我们有时候要反思这个问题。贾平凹先生不是一个简单的去谴责这个东西，而是要让我们关注它，我们去发掘更深层的轨迹，最重要的是达成一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