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水墨画”的“沉重”与“轻逸”
“现实似乎永远比小说更为精彩，然而小说的使命终究不是去描绘这种‘精彩’，它所做的永远不是刻意地去制造惊悚和震撼。聪明如贾平凹者当然会选择其他的方式，这便是他所谈到的‘水墨画’的意涵。就这样，他试图抵达一个令人震惊的新闻故事背后所理应包含的反思层面，但仍然需要指出的是，《极花》虽然平实有力，却并不惊艳。”
面对这样的乡村环境，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主人公胡蝶对此的适应。就像小说所言的，“她已经闻不到臭了，或许是白皮松上乌鸦天天在拉屎，已经习惯了臭味就不觉得驴粪的气味了。”有评论者将这种适应归结为其自我认同的重新获得，“当不再觉得驴粪臭，当从拼命想逃回家到纠结是否要逃，胡蝶不仅仅是因为重新适应了农村生活，或者说对农村产生了感情上的牵绊，而且是因为她最终认同了这个小小的生活共同体，体悟到自己终究是属于这个村子夜空里的一颗星。”这 样的分析似乎有一些道理，但这种命定的认同又让人顿觉城乡分野的残酷。
胡蝶本是一个对城市充满渴望，且多少有些虚荣的女孩。对她来说，城市的真皮高跟鞋，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物的迷恋，见证着城市的诱惑将一个可怜的乡村姑娘牢牢捕获的完整过程。这也难怪，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城乡的巨大差距已然清晰，而乡村的贫困所表征的屈辱也早已令人尊严丧尽。当此之时，挖 空心思去做一个城里人，怎么可能不是乡村姑娘的梦想和夙愿?然而也正是对城市的渴望造成了胡蝶的被骗，使她永堕乡村的无底深渊，这个颇具反讽意味的安排固然是为了显示乡村姑娘的人性弱点，却也不免与这个时代所笼罩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因而其讽喻意义其实在于，主人公胡蝶被城市消费文化所裹挟，而丧失了认清 自己真正需求的能力，但在她一番苦痛的挣扎和精神历险之后，反而在被拐卖的处境之中意外地体认到自己的真正位置，进而获得一种无可奈何的精神认同。小说中，胡蝶于惨烈的创痛中重新建立自己与乡村的血肉联系，这也是一个可怜的女性在绝境之中对命运屈服的过程。在此之中，乡村的逃离者带着她永远无法摆脱的负罪，又重新绝望地回到了乡村。这究竟是一种自我认同的复归，还是新的压迫的轮回，也是值得讨论的。其实，我们从胡蝶无奈的适应中分明读出的是一种典型的 “斯德哥尔摩效应”：极端状态的偶然来临，对其无望的反抗，以及最后无可奈何的顺从。可惜的是，这一过程的戏剧化展示所包含的隐喻意义，作者并没有着力开掘。
正在贾平凹《极花》写作结束的当口，一则令人倍感愤怒的消息在网络间不胫而走。乡村教师郜艳敏，一位与胡蝶相同命运的不幸女人，却曾奇迹般地当选为“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并被人们冠以“嫁给大山的女人”的美名。她的悲伤过往竟然成为人们莫名感动的缘由，这也不得不让人感慨，现实似乎永远比小说更为精彩。然而小说的使命终究不是去描绘这种“精彩”，它所做的永远不是刻意地去制造惊悚和震撼，尽管有时候“极端的叙述”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但聪明如贾平凹者当然会选择其他的方式，这便是他所谈到的“水墨画”的意涵。
就小说的素材而言，《极花》其实包含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和追问的地方，贾平凹本可去理直气壮地控诉乡村的哀恸与沉沦，却忍不住改换笔墨，他 “试图着把一切过程都隐去，试图着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以水墨画的方式呈现现实。他以写意的形式，展现艺术家的自我修养和个人才气，这也就是所谓“积累性的、群体性的人格理想的建构”。就这样，他试图抵达一个令人震惊的新闻故事背后所理应包含的反思层面，即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真相。这也超越了大众共识的庸常性，体现出作家个人发现的独特价值。由此，他也在与社会新闻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从而确证了小说的力量。
尽管如此，仍然需要指出的是，《极花》虽然平实有力，却并不惊艳。对于小说而言，现实的关键议题虽被敏锐触及，却也流于轻描淡写，宏大的社会问题被过于“轻逸”地囫囵带过。就此而言，小说真正与作者所期待的石破天惊(“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以及无与伦比的自然和谐(“乐意相关禽 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