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贾平凹早就明白，农村根本不是桃源，村人大多“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人人病病恹恹，使强用狠，惊惊恐恐，争吵不休”， “一方面极其的自私，一方面不惜生命”。这在《古炉》里确认的事实，贾平凹当然不会忘记，《极花》中的大多数村人，也正是这样的特征。只是这一次，贾平凹似乎找到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这个村里的人我越来越觉得像山林里的那些动物，有老虎狮子也有蜈蚣蛤蟆黄鼠狼子，更有着一群苍蝇蚊子。大的动物是沉默的，独来独往，神秘莫测，有攻击性，就像老老爷、村长、立春、三朵他们。而小的动物因为能力小又要争强斗胜，就身怀独技，要么能跑要么能咬要么能伪装要么有毒液，相互离不得又相互 见不得，这就像腊八、猴子、银来、半语子、王保宗、刘全喜他们。
这样一个几乎人与非人混杂的地方，向往城市的、被拐卖而来的胡蝶，要经过怎样的精神挣扎，才能说服自己留在这里，且证实自己并非人样子，仍是一个葆有尊严的人?紧急的精神治疗，是麻子婶的剪花催眠，更为缓慢而有力的，是对命运深怀不甘的认可：“这可能就是命运吗?咱们活该是这里的人吗?为什么就不能来这里呢?娘不是从村里到城市了吗，既然能从村到城，也就能来这里么。”这不是麻子婶的话的消极翻版吗：“我这一辈子用过三个男人，到头来一想，折腾 和不折腾一样的，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思考问题的方式一变，命运的残酷和苛刻，似乎就消散了，剩下的，几乎是可堪一过的人生。
把胡蝶的命运思考和麻子婶的话抽象到一定高度的，是老老爷的一段话：“啥事情看不透了，就拿看小事情来看大事情，天地再大都能归结到你一个人，再拿大事情来看小事情，你又是天又是地了么。”话说得有些不太好懂，似乎让人遇事反身，却又含含糊糊，但大义似乎可以明白：“人事讲不出道理。这世界不合 理……‘自然’(在《极花》里，这个自然，不妨置换为命运——引按)不讲道理，努力常是白费，结果往往和预期相反。”如此情势下，人“承认自然的威力又不 免咕咕叽叽。无可奈何又有时不服气。违反自然也出不了天地的包围”。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难困苦，只要学着领会了这层意思，也就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命运了不是。
如果老老爷的话就是胡蝶接受的命运观，那这种命运观的顶部究竟如何呢?在这样的思路下，岂不是再糟糕的境遇，都可以在精神里化解——这既可以说 是人不得不学会与自己的命运相处，又可以说是愚昧的信从。学会与自己的命运相处，并深思这相处本身，是一个人向上的标志(所谓“认识你自己”);而愚昧的信从，则会限制一个人的向上可能，变成某种低端的限度。我无法从小说目前的文字中断定胡蝶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也无从猜测贾平凹到底如何判定这一境况，只觉得，联系小说中的“在中国哪儿都一样”，似乎这境况是一个隐喻，隐喻着目前的中国社会，而隐喻的是向上抑或限定，却无从揣测。
不过，说是隐喻，仍然有个疑惑。胡蝶最终留在圪梁村，到底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和老老爷的说教，还是无法割舍自己的孩子，同样无法揣测，就像胡蝶对她母亲吼的——“我有娘了，可兔子却没了娘，你有孩子了，我孩子却没了!”本能的母爱在这里占了上风。或许，《极花》不是个与社会有关的隐喻，它写下的，只是一个女人灾难性的命运——她陡遇变故，不得不挣扎于自我、亲情和孩子之间，最终，因为不可遏制的母性，只好把自我和亲情一起抛下，委身于对孩子无法割舍的爱。如果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足以称为一个关于女性的悲伤隐喻，只知道，这是一种人怎样用力也无法消除的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