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到英国，最不习惯的是饮食，淡而无味，尤其是老舍的日子又那么拮据，把胃吃坏是很正常的，“我的胃病应该由英国人负责”。穷人自有对付贫病的法子，老舍发明了一种治疗胃病的特效药：一碗汤面。可惜，身无长财的老舍连吃一碗汤面的福气都不常有，所以，胃病也就越来越厉害了。
与来英留学的那些天之骄子相比，老舍每每慨叹：“你们各有专长，各有所长，我拿什么呢?”“贩卖大官话或者是一条活路”。正赶上胡适一帮人搞文学革命，老舍就决定多写小说，靠版税为生：“情况好的时候，买得起火车票，可以和二三好友到杭州西湖走走。喝几杯酒，聊聊天，再像我们这样，泛论天下大事，就是最理想了。”因此，老舍在英国，除了教书外，就成天泡在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欧洲文学著作。这对他一生的创作起了非常大的影响。
可惜，这样梦一般的美好日子老舍从来没有享受到过。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作家，老舍不幸是中国人，而且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中国人多，但都是穷人，都是不识字的穷人，识字的、买得起书的未必买，买了也未必看，中国养活不了作家，他们注定只能在那个时代漩涡中扎挣。而且又逢着国破家亡的时候。先是军阀混战，接着抗日，然后又是国共内战，一波一波的仗粉碎了老舍的“西湖走走，喝几杯酒，聊聊天”的梦。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随着战争而来的社会病：贪腐、道德败坏、贫富悬殊等等，在英时的不愉快加深了老舍的印象：资本主义并非十全十美，一定要铲除不平等现象。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当时的英国正是“费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以拉斯基为首的英国工党政治思潮蓬勃发展，而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恰好是英国式社会主义的渊薮，照常理来讲，老舍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因此，性格公允的老舍越来越激进：“对国事的失望，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失望之后，想规劝，而规劝总是妇人之仁的。一个完全没有理想的人，能在粪堆上找粮食;一个真有理想的人根本不将就粪堆。只有半瓶子醋的人想维持这粪堆而去劝告苍蝇：‘这儿不卫生!’我居然去劝告苍蝇了。”于是曾经对国民抱有很大希望的老舍，终于决定放弃这个粪堆，帮人打扫卫生进入革命者的行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