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作品《骆驼祥子》不仅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影响，也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得到了较高的国际声誉。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出身寒苦。他从小就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耳闻目见的各种不合理现象，激起他对于社会恶势力的愤懑和对于生活在底层者的同情。这些给他创作的选材和命意以深刻的影响。“五四”文学革命唤起老舍对于新文学的兴趣，他曾经练习着写过小说。但正式开始文学生涯，是在一九二四年去英国教书以后。
那时，由于学习英文，读了不少英国小说;客居异国的寂寞，又使他时时落入对“国内所知道的一切”的追忆中。将其中一些事件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就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接着又写了《赵子曰》和《二马》。这些作品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以后，以其文笔轻松酣畅，引起读者的注意。《老张的哲学》描写恶棍为非作歹，拆散两对青年的爱情，把他们逼得死的死，跑的跑，在嘻闹的气氛中演出的却是一出悲剧。《二马》的用意原在对比中英两国民族性的不同，但在一连串笑谑中显示了海外侨胞受人歧视的处境。
它们都涉及严肃的课题，对社会的黑暗有所揭露。不过，老舍当时抱着“立意要幽默”和“看戏”的态度从事写作(注：《我怎样写〈赵子曰〉》)，他并没有有意识地在这些方面多加挖掘发挥，却从欺压者的恶行和受害者的不幸中寻求笑料，让对于前者的愤慨和对于后者的同情被笑声所冲淡以至于淹没;设刺减弱了力量，幽默也近乎油滑，不免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在艺术表现上有时也流于浮泛和枝蔓。这些弱点，在取材于大学生生活的《赵子曰》中，表露得尤其明显。正如老舍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注：《我怎样写〈赵子曰〉》)这部小说用嘲讽的笔调，对“五四”以后的学生和学生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