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包括《惶惑》、《偷生》、《饥荒》(注：《饥荒》在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发表于《小说》月刊第4卷第1期至第6期;据《〈四世同堂〉序》所述，《饥荒》计划写三十三段，但在《小说》月刊上发表了二十段就告结束)三个部分，表现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苟安的幻想破灭以后，逐渐觉醒，终于意识到只有坚决抗争才有出路的过程。作品写出了敌人的残暴统治，各色汉奸的卑污活动的丑态;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一些下层市民的坚强不屈的意志。有的人逃出北平参加抗日行列，也有的在城里坚持抗日宣传工作。故事是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包括他们居住的那条小胡同中的各种人物，来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和情节。老舍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书中对那些富有民族气节的人物寄予了崇敬和同情，而对那些汉奸败类的嘴脸则给以厌恶的谑画。在开始写作这部作品时，老舍曾经表示：“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
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痛苦，我不敢保险能把它写完。”(注：《〈四世同堂〉序》)综观全书，骨架虽大，结构却很匀称;人物的对话也能传神，是画出了沦陷区人民苦难生活的一个大致轮廓的;许多关于北平风土人情和街头巷尾生活场景的描绘，都写得鲜明生动、富有光彩。由于作家远离被敌人占领的故土，怀着很深的乡思展开这样的渲染，在回忆里复活起来的这些画面，显得格外鲜艳夺目，因此也就更能激起人们的民族情感。但背景限于北平城内，而且以一家为中心，对于人民群众坚持奋斗方面就写得不够，减少了作品的鼓舞力量。单纯歌颂民族气节，又不免流于抽象。老舍没有经历小说所描绘的实际生活，主要依靠第二手材料，因而不能不影响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 但是，由于在这个时期，老舍积极参加了抗日爱国斗争与民主运动，和革命作家有密切的交往，原先对于革命的那种怀疑保留的态度也逐渐改变;这部作品虽然写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沦陷区人民的深重苦难，却是色彩明朗，调子也并不低沉。显示出他的思想和创作新的进展。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城市下层居民的生活，讲究情节的波澜起伏，善于运用精确流畅的北京口语。一部分作品受有英国小说的明显影响，主要是取其幽默风趣和用语力求机智俏皮的特点。他一向注意写得通俗易懂，后来又努力于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工作，他的作品特别在城市居民中拥有广泛的读者。《骆驼祥子》译成多种外文后，得到较高的国际声誉。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