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钧政认为，是老舍所处的那个可笑的时代，造就了他的幽默之笔：“清末民初，社会腐败与‘猫城’无甚差异，可笑!清末民初，老张办的‘京师得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是模范学堂，办教育之楷模，可笑!大学生不读书以胡闹为荣，可笑!响马摇身一变走马上任管地方治安，可笑!拿妻子当礼物送与上司享用，作为晋级之梯，可笑!凡社会上的人们的自私偏狭，嫉贤妒能，倨傲不逊，恃强凌弱，骄奢淫逸，虚伪矫饰，贬人扬己，愚昧顽劣，欺瞒狡诈等等都可笑，都该笑，有这可笑之事，有这可笑之人，便有了老舍的幽默之笔。”换言之，老舍是想以幽默之笔来写时代的悲剧，即要写出深刻的幽默。
但“幽默”也让老舍遇到了尴尬，没想到“幽默”竟会带来危险。老舍的《“幽默”的危险》一文既是一次辩白，也是在为自己的“幽默”正名。这自然起因于鲁迅对林语堂所办《论语》半月刊的批评，而老舍当时常给《论语》写稿。当国家身处内忧外患之际，林语堂力倡“幽默”、“闲适”，自有专事玩弄之嫌。鲁迅眼里不揉沙子，批评林语堂将幽默导向“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但从鲁迅1934年6月18日写给台静农的那封信看，鲁迅对老舍的幽默是更看不上眼的。他说：“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就拿当时来说，老舍与林语堂的幽默路数也毕竟是有区别的，“林语堂的文章是幽默而带滑稽，老舍则幽默而带严肃。”有趣的是，半个世纪之后，樊骏在论述老舍的幽默时，干脆认为老舍的幽默式文化批判与鲁迅的“绝望中的抗战”实属殊路同归。他认为这是老舍醉心幽默艺术的深刻用意，即“为的是能够较为委婉较为温和地写出他所咂摸到的世事的滋味，表达自己的爱憎判断——‘看透宇宙间的各种可笑’以后的悲观与恐怖。”鲁迅多次提到“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是恐怕传染给别人。”把自己的奋进抗争称为“绝望中的抗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老舍正是以幽默‘遮蔽’、冲淡他郁积于内心深处的悲观情绪。而且与鲁迅一样，不管世事如何令人悲哀，早年就立下的‘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制造新的社会与文化’而‘负起两个十字架’的誓言，是老舍也坚持着自己的‘绝望中的抗战’，幽默艺术又正好成为进行思想启蒙、文化批判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