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注国家安危
李商隐生活的时代是唐朝晚期，从唐敬宗和唐文宗开始，大唐开始出现衰败之势。在他的诗歌中反映出了藩镇割据、宦官夺权、朋党之争，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人民生活疾苦，同时也表现了诗人追求国家统一、政治清明和社会安定的理想。
从安史之乱以来，藩镇长期割据叛乱的局面使他可能从纵的历史发展和横的社会联系上去认识藩镇割据的严重危害以及这一局面形成与延续的原因。在《行次西郊一百韵》这首长诗中，追溯历史，推原祸始，揭露开元以来朝政的腐败，上层的淫奢是导致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而且指出长期的割据叛乱不仅严重的削弱了中央集权，也深化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使得边防空虚，而且农村生产凋敝，农民生活极端穷困，并且把它看作是国家的“疮疖”之患。在《寿安公主出降》一诗中，他深刻揭露了“送王姬”的“礼”实质上是笼络讨好。藩镇的屈辱妥协政策把藩镇和批判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紧密结合起来，展示了更为深广的内涵。在《赋得鸡》中，李商隐则把割据者比作一群贪婪好斗不愿报晓的鸡，对于揭露割据势力、贪婪利己的特点具有典型意义。
宦官专权也是唐朝后期政治腐败的重要标志。李商隐也有大多作品是抨击宦官的，突出的表现了他对黑暗势力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对国家的深切关心和担忧。这一类诗多数写于甘露之变以后朝野间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的时期。当时，连白居易这样曾愤怒揭露过宦官的诗人也碍于政治环境的黑暗而不得不收敛起战斗的诗笔，而李商隐却在《有感二首》、《重有感》、《故番禹侯因账罪致不幸事觉母者他时过其门》、《曲江》等诗篇中直斥宦官为“凶徒”，愤怒揭露他们篡权乱政，大肆杀戮，诛连的罪行和践踏法纪，劫夺财货的行径，并以沉痛的笔调描绘出长安内外，昼夜号哭冤鬼悲歌的凄惨恐怖的景象，表达了广大士民渴望和平的愿望。
牛、李党争对晚唐政局，以致整个帝国命运的影响是巨大的，李商隐生活的时代恰巧是党争剧烈的时代，他虽没有参与牛、李党争之中，但却一直处于牛、李党之争的夹缝中，深受其害。他有大量的诗歌揭露党人勾心斗角，排除异己的种种丑行，反映他对朋党之争的愤慨的抒发，这是他揭露封建统阶级集团黑暗的又一方面。在他的《无题》诗中写到“莫近弹棋局，心中最不平”，写出朋党之争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并且也威胁到自己的亲朋好友。他处于朋党的漩涡中，屡遭排斥，不仅遭遇不幸，连人格也受到污蔑，通过这首诗表现出诗人对党争的愤慨和对当时社会的忧痛之心。他的《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和《哭虔州杨四郎》指出党人祸乱，忠臣枉死，再度写出党争对国家的危害，现出诗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综上所述，李商隐生活在黑暗腐朽的晚唐社会，他一生命运多舛，抱负不得施展，却关心国家，关心君主，关心人民的疾苦。他看到昔日的帝国不再回来，大唐盛世一去不复返，把自己忧国忧民的悲情深深的寄予他创作的诗歌中，通过诗歌向后人展示出他爱国的情怀和对晚唐社会的深深地忧虑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