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他参与改革，不是没有想到过失败的后果，不是没有经过思想斗争。一切改革，都是对过去的一种反动，必然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是对既得利益的再分配，必然要削弱、切割他们的利益，斗争必然激烈和残酷，是你死我活的较量。既然想到过失败的后果，那他就不应该为贬官而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因为从朝野当时的情形来看，基本不具备改革的条件，改革无疑是一种冒失，是一种政治，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说柳宗元参与改革丝毫没有半点功名利禄之心，恐怕也很难叫人信服。中国人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用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问题。推重一个人，就把他说得天上有地下无，好像这些人都不食人间烟火。即使这些人曾经泡过妞，嫖过娼，耍过流氓，也要为尊者“讳”。无赖如刘邦，不是就被吹成天下一等一的英雄吗？这种思潮，可谓亘古不变。难怪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史，是“假大空”的集大成者。
我觉得柳宗元的悲愤，更多的是个人的悲愤。他关注的是“小我”，是一己之得失，因此，文章虽然精致，却格局太小。这倒不是说，关注自我有错。内同样能映射外，如同外能透视内一样。文化史上并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卢梭的《忏悔录》。文学，只有在关注自我的基点上，辐射到人生、社会及宇宙的思考，才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也就是说，文学必须以哲学为灵魂的烛照。
有人或许会说，这不过是几百字的文章，怎能与皇皇巨著相比？有些诗歌很短，短到只有几十个字，却有大格局、大气象，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李白可是柳宗元的前辈啊。李白的思乡情结，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地域、民族，是民族性的，也是世界性的。 是什么局限了柳宗元呢？最具有说服力的，是它不具有全人类的文化视野。他超脱不了文化束缚的那个圈子。这也是中国文化中，许多山水小品的一个通病。
中国人太推崇感性，因而，文学作品中很难有哲学思考的视觉。这种理性精神的缺乏，既造成文学的没落，也导致中国人文化人格的缺失，难以产生更多的李白式人物。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