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柳宗元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理想的文学家,其希望参与政治革新的政治心态即使是在被贬永州后仍然不曾消退。面对绮丽山水,他全身心投入,对景物进行精雕细刻,做到了物我相融。其山水游记作品中,交织着想入世却又不得不出世的矛盾心态,为我们营造了美不胜收、极富感染力的艺术境界。
一 柳宗元山水游记矛盾心态产生的社会背景
柳宗元山水游记矛盾心态的产生与当时其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柳宗元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在年少时“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希望“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柳宗元进士及第,五年后又考取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被授为集贤殿正字,得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面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现实,柳宗元渴望辅时及物,在任监察御史里行期间,结识了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人士。顺宗李诵即位后,王叔文等执政,积极推进改革,主张削弱宦官、藩镇势力,柳宗元升任礼部员外郎,成为政治革新的中坚力量,积极参与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但好景不长,李诵在宦官和藩镇势力的逼迫下,让位于其子宪宗李纯。宪宗即位,王叔文集团无所依傍,相继被贬。
柳宗元被贬为韶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贬为永州司马。永州地处湘南,当时环境恶劣,人烟稀少,其虽官为司马,形同被编管的囚犯,这对柳宗元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带着愤懑和不平,他离开了京城远赴永州,同行者有其67岁的老母。途径汩罗江,他怀古感今,凭吊屈原,斥责颠倒黑白的社会,发出“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吊屈原文》)的感慨之声。柳宗元被贬后,朝廷一些趋炎附势的人,对他多有诋垢,他身在贬所,又受小人诬陷,心情十分痛苦。被贬永州,是柳宗元仕途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他既不能进而得其志,于是退而著书立说,创作了多篇讽喻杂文和抒情散文、诗歌,许多重要著述,就是在其被贬永州的十年间所写的。而此期间创作的山水散文,尤其是“永州八记”,既是柳宗元对永州之地奇山异水的实录,也是他矛盾心灵历程的真实写照。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不仅绘写了山水的绮丽,而且往往物我相融,借山水抒写个人的失意和关注民生、希望致仕的心理。在他的笔下,对自然之美的艺术再现既体现了他幽深、清冷、孤寂的审美心态,又体现了他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与时代共呼吸的政治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