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好花不长开，好景不长在，不久他们就产生了罅隙。因韩愈抨击时弊，触怒德宗，被逐出朝廷，被贬官为广东阳山县县令。而当时刘、柳深受太子信任，正是朝廷里的红人。韩愈所检举的京兆尹(首都一把手)李实，曾是刘、柳在县里工作时对他们器重有加的老上级老领导，所以韩愈产生了怀疑，认为刘、柳两人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而刘、柳两人从韩愈突遭重挫的身上则看出了后台的重要性，“朝中有人好做官”，韩愈朝中无人，没有后台，难免遭受厄运。也许正暗暗庆幸自己有个大后台——太子李诵。也许正是因此，刘柳深深卷入，惜乎顺宗短命，后台没靠住。“永贞革新”是昙花一现，从开始到结束，共146天，是另一版本的“百日维新”。 “二王”被贬，另外还有八人俱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除柳宗、刘禹锡元外，其他六人为：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二王八司马”。“永贞革新”时间虽短但电光石火，影响深远，同时争议也颇大，一直评价不好。
而在这对“永贞革新”非议的评价中，韩愈“功不可没”。对好友的怀疑未经坐实，后来事实也证明这是一个误解，不过韩愈一直未曾谅解。舒芜在《韩愈诗选》序中说：“对于政敌王叔文集团，包括对老朋友柳宗元、刘禹锡，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韩愈的长诗《永贞行》有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之嫌，后撰写《顺宗实录》，其中也满是诋毁和中伤。这也成为韩愈一生政治上的污点。相形之下，白居易倒是充满着同情。韩愈在柳宗元死后为他写的《柳子厚墓志铭》中，虽对柳宗元的人品、才学和成就做了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但提及此事仍语含讥讽。后世修《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书，关于“永贞革新”一直受韩愈的影响，基本照抄《顺宗实录》，据此立说。这样便使得 “二王八司马”形象受损，被说是“邪党”，也有人说是“权力斗争”，“秘书干政”。他们仿佛成了千古罪人，只是从清代以来评价逐渐增高。柳宗元曾写《行路难》一诗反驳韩愈等人的不实之词，刘禹锡临终前也曾撰写《子刘子自传》为“永贞革新”进行辩护，企图为王叔文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