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这么吊诡，“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当初韩愈被贬，没有参与这场革新中来，两年后又被召回长安。这时“永贞革新”已告失败，自己从边远地区回到朝中，而旧友却从朝中到了边远地区。在他被贬黜的灰暗日子里，正是“永贞革新”轰轰烈烈的时候，刘、柳正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现在轮到自己春风得意，而他们正吟着诗文，游逛着山水，排遣着内心的苦闷。“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一坐飞语，废锢十年”、“失意多病，心如寒灰。”柳宗元先是被贬到永州，一呆就是十年。后受命回长安，正满心欢喜，孰料又被贬至更远的柳州。“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柳宗元和刘禹锡又一同回到长安，又一同再次别离，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两人衡阳分手，柳宗元写诗相赠：“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柳宗元最终客死在柳州，年仅47岁。刘禹锡寿命长一些，活到71岁，几经辗转，虽未复起用，但晚年在洛阳还好有好友白居易、裴度等人相伴。他把柳宗元的诗文稿编为《柳河东集》，这也算是对好友在天之灵告慰吧。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中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不知刘禹锡为柳宗元编《柳河东集》的时候，是否也有这种心情。
就这样，柳宗元从“超取显美”的高官一下子被贬为“自度罪大”的流囚，人生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剧变，精神上遭受了极大的打击。或许，真的是江山不幸诗人幸，诗穷而后工，政治改革失败，文学上的春天来了。柳宗元正是在流放期间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文。西方精神分析学派把不幸、苦痛、创伤、挫折都视为一个人创作内驱力。弗洛伊德在1908年发表的《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谈到了不幸、幻想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学创作的驱动力来自于幻想——白日梦，而幻想是一种未完成的愿望的满足，来自于不幸。“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 “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一脉相承，他说：“作家的生育的苦痛，就是为了怎样将存在自己胸里的东西，炼成自然人生的感觉的事象，而放射到外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