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柳宗元这坎坷的外在经历化作了他内在的创作驱动力。他没有沉沦，也没有选择逃避，也深知这不可能。他在不幸中幻想，在苦痛中反思，他要把政治上的挫败化为文学上的养料。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柳宗元形象有三个：一个是《江雪》中所刻画的倔强不屈、孤傲独立，一个是《渔翁》和《永州八记》等山水诗文中的闲适超脱、怡然自得， 再一个就是包括《黔之驴》在内的《三戒》中所具有的自我批判、内心反省。活在矛盾的痛苦的状态中，他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理一理头绪了。永州环境荒凉，十年生活，不堪回首。司马是个闲职，柳宗元真正的身份是个罪犯，这一点他很清楚。仕途没了，朋友没了，人生维艰。屋漏偏逢连夜雨，随他来永州的70岁老母病故，爱女又夭折。而政敌仍然不放过他，时时监视，造谣诽谤，人身攻击。33岁的柳宗元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致，内消肌骨。”王叔文被赐死后，他内心更加恐惧，“恒惴栗”， “行则膝颤，坐则髀痹。”大有一种大祸临头之感，小命毕竟捏在人家手里。一如一千多年前“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余秋雨在《柳侯祠》一文中，以抒情的笔调写道：“炎难也给了他一分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高峰性构建”。
拨开笼罩在《三戒》上的迷雾，隐约可见隐藏其后的柳宗元对“永贞革新”一事自我反讽。本雅明说：“寓言的沉思必须清除对客观世界的最后幻觉，完全用自己的手法，不是在世俗物质世界上嬉戏地而是在天堂的注视之下严肃地重新发现自身。”对于“永贞革新”，他只能采用文学曲笔，《三戒》就是通过三个寓言故事来表达。 “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什么事?当指“永贞革新”。这件事给予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太惨痛了，他说自己参加革新活动是“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这颇类似“黔之驴”，徒有其表，外强中干。所依靠的后台——顺宗皇帝李诵短命，靠不住。而依靠顺宗李诵的力量，不正是在主人保护下骄纵“临江之麋”吗?顺宗李诵退位，宪宗李纯上台，换了新主人，他们“改革派”立刻失势，成了“永某氏之鼠”。而同僚包括自己在内得势时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在别人看来，是不是有点“仗势欺人”?弄弄诗词歌赋还可以，玩起政治也算得上“无才无德”、“外强中干”了。和皇帝比是小人物，但能为皇帝所重用，也说得上“官高位显”、 “上层人物” 。吴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学史》说：“柳宗元的某些寓言，古代有的注家和今天有的论者以为或许是因为后悔自己及祸而作。从那些作品的内容来看，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柳宗元完成了《黔之驴》等的创作，警戒自己，也是在警戒他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