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是，刘禹锡上有八十多岁的老母，而播州路途崎岖，老人随同前往，行程颠沛，将是九死一生。柳宗元出于友谊，打算上疏朝廷，请求以自己的任职与刘禹锡对调。恰在此时，柳宗元的好友御史中丞裴度在宪宗皇帝面前斡旋，说出“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锡在所宜矜”的话语(《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十年》)，迫使其收回成命，改任刘禹锡为连州刺史。这件事，表明了柳宗元在关键时刻，能以友情为重而奉献牺牲的优秀品格。
对于俩人尽管政见不同，但都是中唐时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文学事业上相互推重，并在写作理论和实践上切实解决了文体复古和儒学复古的关系问题，高扬起“文以明道”的旗帜。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出京城的“八司马”中，柳、刘俩人除一样遭受数度贬黜的政治命运之外，还都对中唐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影响深远。由于他们的感情最笃，柳宗元的临终托付，就将抚养遗孤和整理文集两件大事交给了刘禹锡。柳宗元的诗文得显于后，离不开刘禹锡这位忠实的朋友。于是，柳、刘二人在再度被逐出长安的行程中结伴而行，至衡阳分手时赠诗互答，写下了流传至今的赠别诗。
柳、刘俩人的再次南贬，走的是一个月前进京的回头路。尤其是柳宗元到了衡阳以后还要再经永州去柳州，世事沧桑的感慨更深。他首先写了《衡阳与梦得分别赠诗》，《再授连州至衡州酬柳柳州赠别》是刘禹锡的答诗。柳宗元见此唱和后诗情激荡，又写了《重别梦得》、《三赠刘员外》，柳对刘的称谓是其字(梦得)或旧官职(司马员外)，刘对柳的称谓则用了地名(柳州)。其实，这在当时以地名相称是较普遍的一种称谓。
就在柳宗元的文章中，这一称谓也屡见不鲜。《寄许京兆孟容书》中的许孟容，《与杨京当凭书》中的杨凭，就分别是当时的京兆(首都地名)尹;《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祭吕衡州温文》中的吕温，就曾经先后当过道州、衡州(均为地名)的刺史，等等。从这些范式看出，对于担任地方长官的官员，人们可以将这一地名挂在其姓的后面，成为一种称谓。这也许是当时的一种时髦。《唐书·本传》对于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后的政绩给予了比较突出的记载，包括解除典当人口为奴的陋习，指授青年学习文章，并说“世号柳柳州”，这一称谓也因此传开了。
柳宗元在永州的职务是“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事权的闲官。永州羁旅十年，既是他思想文学创作最活跃丰富的十年，也是他政治生涯毕生最晦暗感伤的十年。这一矛盾也延续和影响到了后人对他的评价。将柳宗元的诗文真正加以重视，作为专题来评说以至演变成柳学研究，这是宋代以后的事情。
但一开题就出现了抑柳和尊柳的两大阵营。抑柳者虽然也认可柳宗元的文学成就，甚至能不情愿地将其与韩愈并提，却始终把他当作有政治污点的人来对待而不肯入流;尊柳者当然把柳宗元看得很高，但对其中晦暗的政治经历也有些讳莫如深而不忍深入。尽管永州人民怀念这位“司马”，“零陵(即永州)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闻天下。
先生焉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独非幸欤 ”(宋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记》)，纪念柳宗元的柳子庙，今天已经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尽管柳宗元的其他称谓可以有“柳河东”，但要研究柳宗元就不可能离开“柳永州”这个地域基础，这一矛盾的组合，是柳学研究中一个非常独特而有趣的现象。